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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中有几条与这段时期的中基会相关的记载。先回到1925年1月17日，亦即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发表驱杨宣言前一天。那天晚上，胡适和陈西滢担任北大英文演说赛会的评判员，结束后两人回到胡适家中长谈。胡适记述： 通伯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 此辈者，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一班人也。[21] 讨论驱杨运动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笔仗，避开北大内部的权力之争不谈，总抓不住要害。李石曾活动比利时、法国退还庚款，并且不失时机地兴办教育，已经数年。他是进德会发起人之一，发誓不做官，但是他对权力却求索不舍。中基会为最早成立的管理庚款机构，蒋梦麟曾留学美国，又系北大代理校长，被聘为董事是理所当然的。李石曾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党内地位高于蒋梦麟，又是多项教育事业(如勤工俭学)的创始人，中基会的成立可能会使他产生被排斥之感，“倾轧梦麟的情形”只会更趋激烈。黄郛摄政内阁期间，他利用强势地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中俄庚款委员会上留下他个人深深的权术的印记，继而他又藐视虚弱的段祺瑞执政府，专擅中法教育基金会。李石曾以不规则对抗规则，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现代评论》发出刺耳的声音，并不能使他放缓猛进的步伐，他甚至自信迟早会端坐在中基会的董事席上。李石曾在野时抵拒政府参与文化教育机构的运作，一旦自己所属的国民党执政，他就立即使用行政手段重组中基会。李石曾进入中基会(顶替原董事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与他周旋已久的胡适大为恐慌。1929年1月3日至4日，新一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开会，上述几位官员以新董事身份出席。胡适在日记中忍不住大骂重组的策划者(“这班浑人”)，他甚至废寝忘食，设计方案，不让新的董事有主导操纵中基会的可能。[22]315～320胡适自己先在这次会议提出辞职，获准后，他所推荐的任鸿隽顺利当选，并任干事长。但是在当年6月底的中基会会议上，胡适重新当选董事，并被推选为名誉秘书。这一迂回战术没有中基会中蔡元培等人的默契不会奏效，李石曾此时一定会有被耍弄的感觉，苦于不能发作。1930年2月9日，新的中基会董事会在上海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召开第四次常会，李石曾的提案被否决。据胡适记载： 此次无甚重要议案。有一案为“联合各文化基金团体保存北平古物”，李石曾提议，要合筹四百万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创造文化机关”!此人毫无常识，毫无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岂非一大怪事! 我第一次见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见他，便同他作对(为里昂大学、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真是引狼入室。[22]610 当时李石曾是故宫博物馆理事会理事长，他的姻亲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馆院长，他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为故宫博物馆院秘书长。通过中基会筹款“保存北平古物”，简直是在为一个已经呈露出家庭化管理败象的公共文化机构开辟金源。但是在同一年7月的年会上，故宫博物院还是得到中基会两项资助，分别为“防火建筑”5万国币(自当年至1932年，共15万国币)、印行或影印故宫地图及档案等珍品3万元。(26)一两年后，传出故宫领导层监守自盗的消息，易培基和李宗侗变成政府部门调查的对象(南京法院一直到1937年9月才提出公诉)，李石曾从此在国民党内失势。在《两地书》出版时，鲁迅与李石曾和易培基在1925年至1926年“互助”的那段历史反而变为负担了，还是早日卸掉为好。 最后谈谈李宗侗在北大以及中法大学之外的兼职。1927年11月，蔡元培提出在财政部下设立全国商标注册局，以其收入作教育经费。在交付讨论的方案中，蔡元培最后添了一句：“查有李宗侗熟悉情形，拟请任命为该局局长，以资进行。”[20]104稍知蔡元培的人都明白，他并不精通财务，也不嗜好权力，这一方案的设计，很可能应该归功于李石曾。李石曾“办教育弄钱”确是极有办法，设立这么一个为着所谓的教育经费而专收注册费的机构，由侄子董其事，将来他自己就间接掌控教育界的部分财源了。全国注册局于1928年1月成立，李宗侗果然任局长。1928年1月26日，蔡元培复李石曾函：“得郑韶觉函，知已任玄伯兄[李宗侗字玄伯]为注册处长，杨宗伯兄愿在处办事，请转告玄伯兄为位置为幸。”(27)看得出两人各有请托，是在“互助”。在一个无形中的割据仍未绝迹、工商业极不发达而且中央政府执法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国度，要让全国商家顺服地缴纳注册费，无异于梦想。过了一个月，李宗侗又代理上海的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还有一个个职位等着他去兼任，好在他都是“熟悉情形”的。据胡适回忆，李宗侗积有一堆兼职，最多时达17个，[23]有的还是支高薪的。北伐胜利后，易培基主要担任过的职务有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馆院长，他为女婿李宗侗谋取不当利益，从来没有丝毫顾忌与犹豫。当翁婿二人的行为渐渐暴露后，鲁迅与他们以及李石曾的同路人拉开距离，或者沉默，或者微讽，不过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教训与谴责。写《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等文时，鲁迅嬉笑怒骂，声若洪钟，现在他的豪气消折了不少，但是能见识到国民党新贵的贪腐，也是一种长进。 东吉祥胡同的绅士们“行私利己”，远不能和鲁迅昔日的盟友相比。1928年夏，李石曾谋到高度集权的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的职位，(28)他那一系的教育界人士在京津冀一带放手揽权。但是大学区制受到强烈抵制，北大学生甚至拿出对付章士钊的办法来驱赶他。大学区制的失败已成定局。虽然李石曾还在主持北平研究院，几年前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后来又声援国立女子大学的北大内外的教授们现在已经显现出更大的公信力。鲁迅在1929年5、6月之交北上探母，他对跟着李石曾谋官职、抢饭碗的教授已经不以为然。他在6月1日给许广平的信(收入《两地书》)里对《现代评论》派释放出友善信号：“我以前和‘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24]可惜鲁迅说得不大准确，他是因为太世故才对图书馆兼职副馆长李四光的工资发难，如果他当时“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他必定会站出来责问陈源所说的那些“强有力者”，那些正在大口“吃‘庚款’”的李石曾和他的亲友、党人。伟人也想来点小聪明，这应该是允许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