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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段祺瑞内阁决定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舒缓了财政上的压力。首先，对德奥的赔款立即停止，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1917年开始，庚子赔款缓付5年(即推迟到1922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是第一个这样的机构，由曹锟政府与美国协商筹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出身于河北高阳望族的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创办人、北大教授李石曾因在国民军中广有羽翼，并不把无军力可恃的段祺瑞执政府放在眼里，侵夺财权，无所顾忌。中基会不受李石曾一派控制，它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后者夺权的步伐。紧随中基会成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方主要负责人均系李石曾。中基会财务公开透明，主动接受政府和舆论的监督，与几乎无章程可循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形成鲜明对照。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关注李四光在中基会出资筹建的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既暗含着对中基会的质疑，也有为违反北大有关规定兼任多项校外重要职务的李石曾开脱的功效。李石曾专权的举动引起《现代评论》杂志多次不点名的批评，未得到正面回应。鲁迅猛攻《现代评论》派，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围魏救赵之意。这一段协同作战的故事后来因种种原因被有意遮蔽。取代杨荫榆、章士钊出任女师大校长、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是李石曾的代理人，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 关 键 词：鲁迅/庚子赔款“退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 作者简介：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陆建德，男，浙江海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25年10月23日，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与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新的图书馆。教育部于12月2日聘梁启超为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鲁迅已在这一年的8月14日被教育部解聘，但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①，他当月下旬通过平政院起诉章士钊(国家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又当别论)，胜诉当在意料之中。11月28日，在“首都革命”中高呼“打死章士钊”的学生、民众再次光顾这位可怜的内阁要员寓所，打砸一番，尽兴而去。章士钊两次被“毁家”，不得不逃往天津，教育部聘任图书馆正副馆长的决定或因“革命”而推迟到12月2日才公布。《晨报》被指为研究系喉舌，示威者已在28日将报馆焚毁，现在研究系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竟然出任国立图书馆馆长，是对数日前那场暴力运动发起者的挑衅。以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元老、北大教授李石曾(煜瀛)为首的一派实力人物有恃(冯玉祥国民军)无恐，正以各种手段向已经虚弱不堪的段祺瑞执政府施压，要把李石曾的“另一个自我”易培基推到教育总长、女师大校长的职位上。易培基曾在仓促拼凑的黄郛摄政内阁当过短短两周(1924年11月10日至24日)教育总长，女师大“驱杨(荫榆)倒章(士钊)”，北大评议会宣布北大脱离教育部，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复出。鲁迅一度是这股强大势力的盟友，他在这特殊的场合注意到新设图书馆“兼职”副馆长李四光的工资。 “首都革命”也给陷于僵局的女师大学潮带来转机。11月30日，24位原女师大学生(以及一些根据“政治态度”②新招的学生)在许寿裳、鲁迅等教员带领下从宗帽胡同奔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原址，宣布“复校”。这次果敢的行动很可能经过国民党方面细致的筹划。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他在11月26日收到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顾孟馀来信，28日午后，“往教育会[会址在北长街]俟顾孟馀不至”，这一天顾孟馀如何在各街头奔忙、指挥，不难料想。当日鲁迅回家，又“得顾孟馀信”。他在29日的日记上再次留下赴北长街的记载：“上午往教育会访顾孟馀”，可见两人是面谈了。鲁迅接连两天去教育会，显然是应顾孟馀之约，有不便明说的要事商谈。果然，30日下午，“季巿[即许寿裳]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1]顾孟馀致函鲁迅的目的，或与国民党方面准备在28日发动的“首都革命”相关。29日上午两人在教育会见面时，顾孟馀是不是对鲁迅作出了宗帽胡同女师大学生如何协同作战的指示? 几个月前(8月上旬)，杨荫榆辞职获准，章士钊随后提议解散女师大，在同一校址另设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受人指使，“驱杨”成功，但是“倒章”迎易(培基)的目的仍未达到。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封校长办公室，不许杨荫榆进校，暑假后少数学生继续占领学校，公开提出请易培基出任校长，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架势，致使教育部不得不在8月22日动用三河的劳动妇女清校，确保国立女子大学顺利开学。以往关于女师大学潮的叙述，从不考虑国立女子大学学生的意愿和权利。1924年至1925年学年结束前后，绝大多数原来女师大的学生希望能正常毕业、升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开学后已转入国立女子大学。现在，那些凯旋的少数运动健将宣布“复校”，也意味着已开办的国立女子大学面临生存危机。12月1日，“复校”的师生在国民党支持下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新闻发布会)，气氛凶险。女师大为是非之地，不能久处。国立女子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胡敦复回避了。教务长萧纯锦还得“善后”，不得不与会，但是遭到粗暴对待。他在12月3日《京报》登载一条启事：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教员，校务即时停顿。③ 当时的大形势有利于“复校”师生，他们猛追猛打，展开一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迫害，遭到抵抗，形成旷日持久的对立。几年后，这两个分立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并入他校，中国第一所专收女生的国立大学因内斗走完了它短暂的历程，而这场内斗的起因并不是那么单纯。 “复校”后，在许寿裳主持下的女师大教务处贴出告示，强令女子大学所有学生在规定时限内再行注册。一些学生遵命，也有很多拒不合作，教务处被迫延长办理注册时间，但发出威胁，不顺从者将被驱逐出校：“本校诸生报到日期，业由教务处布告延长两日，并恐住在校外者，尚未周知，特再延长一日，至十六日截止。如不来报到者，即行取消学籍，取消以后，所有住校者，即应一律迁出。此布。”[2]342这一告示引起女大学生家长的恐慌，他们立即组织起家长会，函请军警保护，同时呼吁国立各校教职员主持公道，并警告女师大，“至忍无可忍时，只有以相当对付，力与诸公相周旋。”[2]343在此背景下，北京国立大学部分代表在12月14日聚会，成立“教育界维持公理会”。该会12月16日致函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白鹏飞等32位教育界人士在信上署名，他们如此看待女师大“复校”： 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12月1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栏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一完善整饬之女子最高学府，无端遽被摧毁，学生三百数十人，弦诵顿辍。其事不惟大违法律，抑且轶出政治常规，贻教育界以莫大之耻辱。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等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否则群乘政变，自由仇复，弱肉强食，相率而为，败法乱纪，北京学校将从此多事，教育非至全陷破产不止。[2]344 《京报》第二天即17日就将此信刊出。巧的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时过境迁，合法性如何?)在16日也致函“教育界维持公理会”(该会当日已更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痛斥“章贼”并要述11月30日“复校”以来的冲突，12月19日才见于《京报》。[2]308～311受信人基本上都与《现代评论》相关，他们分别是燕树棠、陈源、高一涵、陶孟和、王建祖、周鲠生、石志泉、李光忠、陶昌善、皮宗石、丁燮林、万里鸣、王世杰、查良钊、马寅初、萧友梅、白鹏飞、李仲揆(李四光)、沈孟钦、周建侯、吴祜贞、贾明善(胡适当时已赴上海，故不在其中)。这份名单只有22人，好几位的名字还不见于上引公开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