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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在《京报》发表次日，鲁迅就写《“公理”的把戏》[3]175～180回击。这是一篇奇文，奇在其胜利者的自信。鲁迅把信上签名的教授一一点名，就像塾师揪着顽童的耳朵，把他们拎到讲台前示众。先是农大教务长陶昌善，法大教务长石志泉，师大教务长查良钊，师大教授李顺卿、王桐龄、女大教授萧友梅、蹇华芬(原女师大学生，现转入女大)，然后轮到北大的教师了。鲁迅先收拾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他或许不知，只比他小1岁的马寅初因遵守北大评议会1922年2月11日有关兼职的议决而从教授降为讲师。④接下来是燕树棠、白鹏飞、陈源、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⑤不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与支持章士钊并非同一回事，北大一些教授为此曾细心解释，⑥可是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中，任何不能归入简单化的范畴的观点、立场很难得到应有的认可。这一点按下不表。其后被点名的还有北大的高仁山、王世杰，他们也可以归入“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鲁迅称，据12月16日《北京晚报》，王世杰在12月14日晚声援女子大学的宴席上曾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王世杰所说的5位教授究竟是谁，因暂无当时各科主任名单，不容易查考。马裕藻是鲁迅所拟7教授《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的首位签名者，他既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又曾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1926年2月24日的《女师大周刊·寒假增刊》列出寒假后新学期聘定的9位学科主任，[2]336其中6位系北大教授兼任，他们分别为郑奠(国文)、林语堂(英文)、徐炳昶(哲学，即徐旭生，与李宗侗同为《猛进》杂志主编)、陈启修(史学)、冯祖荀(数学)和赵廷炳(化学)。[4]鲁迅前面点出马寅初在中国银行的兼职，是为辩驳王世杰作铺垫。 说到北大教授违背校规“兼他机关主要任务”，当时教育界人士最容易想到的必定是李石曾和李宗侗叔侄二人。王世杰对着在“女师大兼充主任”的北大教授舞剑，意在沛公。李石曾是李鸿藻之子，中法大学(私立)以及各附属机构的创办人、董事会董事长，还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主持接管故宫文物和财产的巨大工程。李家籍贯河北高阳，在原属直系的国民军将领中也广有人脉(如高阳同乡孙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至“三一八”事件)，李石曾背靠枪杆子，几乎是北京的无冕之王，其权势远非章士钊辈可比。《现代评论》创刊之后，多次发表文章讨论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协约国成员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几位作者都不能信任李石曾，担心他在新近设立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中失职，甚至形成把持之局，令李石曾一派大为不快。鲁迅多疑，又关心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但费解的是他从来不问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及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理，工作是否公开透明。显而易见，他在这些方面不发表意见，恰恰是对李石曾的所作所为的支持。女师大部分学生闹学潮，鲁迅借机猛攻“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除了个人的原因，还有声援李石曾的效果。对8月18日北大评议会因反对章士钊而决定脱离教育部，鲁迅是全力支持的，称之为“与黑暗势力抗战”，他也承认自己是“北大派”(“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5]。这是北大内部以李石曾为首的反章的一派，将学生用作政治工具、夺权利器的一派，而不是主张“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奋学救国的一派。现在，女师大“复校”后纷争又起，几个月前不愿意北大被李石曾强行拉入政潮漩涡的教授们企图结成统一战线维持“公理”。但是，力量的对比明显对他们不利。段祺瑞执政府或许世英内阁(12月26日成立)已批准女师大复校并任命易培基为教育部总长、女师大校长。执政府自从1924年11月下旬成立以来，不敢用强，在重大事务上屡屡屈服于外部压力。当时的教育界也是唯力是视，段祺瑞不再拥有貔貅十万，势利的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许广平在发表于1940年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里的一句话道出了段祺瑞在她和鲁迅心目中可怜的地位：“那时几乎军政不分，成为最畸形的挂着民主招牌的一种局面。而段祺瑞，他已经是落后的旧军人，没有什么实力的随风可倒的纸老虎。”[6]鲁迅此时继续与《现代评论》打笔仗，实际上是站在实力占优的一边。王世杰援引北大有关教授兼职的规定，其实是在挑战兼任诸多重要社会职务的李石曾。鲁迅不必直接为李氏叔侄辩护，他抓住“后援会”中兼职教授的把柄，轻轻一击：“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3]178未说出的话是：为什么李四光可以兼职领薪，而其他北大教授就不可以?鲁迅从来不提李石曾如何用法国“退还”的庚款扩张势力，广施恩惠，偏偏要把李四光的兼职工资亮出来，还有质疑中基会之意。这家专管美国“退还”庚款的董事会是不是对“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偏心，帮他们“骗一口饭”⑦? 先就美国庚子赔款的退款管理做一些说明。 1924年5月，经中美有关人士长期游说，美国总统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中国欠付美国的全部1254.5万美元庚子赔款，分20年，每年可支配五十多万美金，由一特设基金董事会掌管这笔款项，用以资助中国文教事业。曹锟政府在1924年9月17日批准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方董事10人(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诒春、丁文江、郭秉文)，美方5人，会长(也称干事长)为范源濂。10月1日，中基会正式成立。三周后，冯玉祥、孙岳和胡景翼等军阀联合倒直，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幽禁，支持政变的黄郛(此前两年在各届内阁中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与陈其美、蒋介石交厚)违背当时的游戏规则，未获奉系认可就匆匆拼凑了一个短命的摄政内阁，紧锣密鼓地抢夺利益，接管清宫并企图垄断苏联允诺“放弃”(其实附有条件)的庚款。两件大事都留下李石曾主使的痕迹。中基会章程健全，财务公开，董事的构成不带党派色彩，却引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抗议，原因是委员中多政府官员，而且“并未包括蔡元培、汪兆铭等人”⑧，可见教联会代表了国民党势力(1925年北京教育会会长就是顾孟馀)，其反对的理由也与这一年12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拒绝段祺瑞执政府总长级别的官员参与相同。中俄庚款委员会在黄郛内阁集体辞职、让权于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之日(11月24日)断然成立，委员仅3人，俄方1人，中方2人为蔡元培和徐谦，蔡元培任委员长，因蔡元培缺席，由李石曾代理。此事似未征得蔡元培本人的同意。⑨3位中方人士均系国民党要员。俄款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占比例最大(28.93％)，国民党或李石曾等人在黄郛内阁最后一天串通俄方拼成一个残缺的中俄庚款委员会，抢夺财源，公开挑战新政府的权威(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和卢永祥等军阀已通电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21日段祺瑞又通电全国，宣布24日入京就职)。该委员会权力极大，但是其日常运作没有规章可循，听任个别实力人物专权，极易滋生腐败。中基会与中俄庚款委员会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京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该会董事长。10月23日，中基会与尚在章士钊主持下的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新的国立图书馆(国立京师图书馆已在1909年9月由缪荃孙受聘创办)，双方对馆长的人选应该已经取得基本共识。教育部于12月2日聘梁启超、李四光为图书馆正副馆长，当时商定，中基会和中国政府每月各承担4千元，供图书馆开销，包括支付两位馆长的薪金。由于时局动荡，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财源大部分供军阀用作军费，无力承担协议规定的每月4千元，后来图书馆变成中基会独办，馆名也改为北京图书馆。⑩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又将此馆与原国立京师图书馆合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李四光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被鲁迅在《“碰壁”之余》里讽刺为“逍遥自在”的“达人”。[7]现在他又到国立图书馆任职，鲁迅作为教育部官员曾参与过京师图书馆的馆务，更不会轻易将他放过。不过鲁迅更关心的，还是李石曾一时还插不上手的中基会。1926年元旦刚过，鲁迅又写了《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926年1月18日《语丝》刊出)，这时易培基已经如愿当上了教育总长，出任女师大的校长也指日可待。鲁迅再次对国立图书馆馆长的人选和薪水发难： “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8]201 话说得非常不客气(“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即谓梁不通西学、李不通中学)，有违公共论坛的伦理，这倒在其次。鲁迅另有一层意思：美国退款“非同小可”，中基会却串通教育部因人设事，纯粹在浪费托管的资金；不配做馆长的梁、李支取高薪，买书的钱却所剩无几，私人之利实为公家之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