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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读了鲁迅的文章，致信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为李四光辩白：“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11)当时国立大学教授(当然还有教育部官员)四处兼职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工资照领，面无愧色。李四光在这样的年代用变通的办法担任图书馆副馆长，不领北大薪水，也称得上遵守规则的楷模了。至于兼“五、六个重要的差使”的北大教授，除了李石曾，还能是谁?陈源话中有话，李石曾与他的盟友们不会听不出来。这封信刊载于《晨报副刊》那天(1926年1月30日)，李四光自己也写信给徐志摩，进一步解释一番。他说，任图书馆之职前，已正式具请假公函呈代理校长蒋梦麟，这样他不会领两份工资。副馆长的薪水按规定每月500元，但是他表示自己生活简单，决定“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曾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李四光接着就此事说的一些重话，不应该被文学界遗忘：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贡献! 过了一天，李四光懊悔写下这段不甚恭敬的话，又提笔给徐志摩写信，希望刊出前把它删掉，与第二封信同时发表。但是第一封信已在2月1日见报了，于是徐志摩又为这第二封信配上他自己的回信，呼吁交战双方带住“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一同发表在1926年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李四光在此信中承认，鲁迅捕风捉影也有几分理由，他写道： 天下恐怕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我们用好意待人，也许坏人就变成了好人，用恶意测人，天下也许恶人居多。丢开意气，什么事似乎都可以平心的讨论；任意气的冲动，什么事也会弄坏了的。无论如何，我总觉得骂人是一件不好的事，不管你骂胜了还是骂败了；在个人方面没有得失，在社会上都有极大的恶果。……最可惜的，是一般看报纸青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染上污泥。如果他们将来变本加厉的骂起来，这个社会还可以居住吗?什么学问事业还有人过问么? 但是以下几句话又会刺激鲁迅的神经，也是删去为妥的：“任我不懂文字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鲁迅]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绕尽了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自杀?”李四光预感到自己免不了还是会挨“周先生的痛骂”，先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罢了。”(12) 鲁迅读到《晨报副刊》上的《西滢致志摩》和李四光第一封信，立即回以长文《不是信》，发表于第65期《语丝》(1926年2月8日)。这篇文章一一辩驳陈源“传布”的关于鲁迅的罪案，顺便又提起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月薪。鲁迅要揭穿陈源、李四光的小聪明，指出李四光只有从北大辞职(而非请假)才能证明自己彻底遵守规定(“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未免有点求全责备。旁观者顺着鲁迅的思路，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这等所谓避重就轻的技术安排，与公开兼职、领取数份工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至于薪水的数目，鲁迅要说出真相：“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都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9]这里说的“别人”，应该是自指(王世杰一个多月前提出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与鲁迅无关)，而不是兼“重要的差使”的李石曾等人。鲁迅强调的是中方暂时拿不出图书馆配套资金，李四光才不得已领取月薪的一半250元，谈不上捐出另一半。鲁迅还表示，那笔欠账今后果真用于购书，那么他静候消息，愿意收回指责(“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13))。 《不是信》是混斗中力道惊人的杰作，最后一段以“已是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间了”收尾，胜利者“谅你也无可奈何”的笑容跃然纸上。两天后，即2月3日，鲁迅读到《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不禁大怒，立时写了“使麒麟皮下露马脚”的《我还不能“带住”》，猛烈回击。徐志摩虽说已经声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还是将鲁迅的回答在2月7号的《晨报副刊》刊出，比《不是信》在周刊《语丝》发表还早一天。徐志摩在李四光来信后附上一信，看似劝架，实为帮忙，出手还很重。鲁迅怒不可遏，“不和你们来敷衍”，原因在此。根据他的阅读经验，科学家和“诗哲”一搭一档，明明是在“串戏”。他们自己身上有鬼，却要“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这五个小心搭配起来的罪恶手段念起来很上口，主要以其抑扬的修辞效果取胜。文章末一句已顾不上鲁迅招牌式的含蓄：“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10]如此痛快淋漓地做论辩双方的总结陈述，堪称完胜，应该是出尽恶气了。《猛进》在1925年3月面世后，鲁迅和徐炳昶在杂志的第3期和第5期书信往还，“串戏”攻击“gentleman”，他对这种形式自然格外敏感。鲁迅是不是也会把对方痛骂自己的文字爽快地登载在他所编辑的副刊上而且不答一辞?也许徐志摩善待《我还不能“带住”》，仍然是在摆他“费厄泼赖”的绅士臭架子。 鲁迅骂绅士的臭架子，《现代评论》作过克制的回复。西林(即北大物理系教授、戏剧家丁燮林(14))的《“臭绅士”与“臭架子”》一文现在是不大看得到了，读者还是应该知道个大概。作者问道，究竟什么算是绅士的架子?有的人随时要显威风，耍脾气，那是“官架子”。好摆官架子的人特别讨厌“绅士的臭架子”。“他们觉得一个人生气到了应该发泄的时候，而他不发泄，那是绅士的臭架子；一个人失意或得意到了应该忘形的时候，而他不忘形，那是绅士的臭架子。”换句话说，拉下文明的面纱，放弃自我克制，尽心尽意地发泄、忘形，也许不值什么钱，也许丑得使人恶心，却是真价值、真面目，这才是骂“绅士的臭架子”的鲁迅所看得起的。西林则以为这没有什么新鲜，因为这正是自古以来名士的派头：“中国的文人向来是爱放荡不羁的。中国的名士向来是骂绅士的臭架子的。(所以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的革命。自然，思想的因袭不一定就是坏。)”[11]这篇说理文章语调温和，用鲁迅的话来说，又属于“灰色”一类，就像他略翻过一遍的《现代评论增刊》所收的“著名学者的大著作”，应该“抛开”。[8]203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北京教育部资金短缺，教师工资不能足额发放，总长之职是最难当的。一战结束后，协约国成员国开始考虑退还盟国中国的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24年至1925年，中美、中俄和中法之间管理退还庚款的机构相继设立，鲁迅的眼睛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机构的董事、委员如何产生，资金如何分配使用，不过他在“三一八”之前并不一定明明白白说出来，提到李四光的工资是一次例外。他发在1935年上海《太白》半月刊的《隐士》一文专谈登仕、归隐的“噉饭之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12]“吃‘庚款’”是2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密切关注的现象，在鲁迅看来，李四光兼职图书馆副馆长，大概也是“吃‘庚款’”。 思想、政治的论战背后往往涉及经济利益，交战者一般是碍着面子不挑明的。也有故意说出来让对方难堪的时候，比如鲁迅的朋友章廷谦(川岛)说过“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这句话引发陈源(西滢)气愤的回应。他在1926年3月6日《现代评论》的《闲话》栏交代了他的收入情况，倒也磊磊落落：《现代评论》的经理、总编、作者都没有酬报，自己不断为它写文章，并无稿费；几年来，他只从《晨报》得到67元稿酬。陈源随后提了几个长期以来被有意遮蔽起来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