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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稷崇拜：从庙祭到郊祀 后稷因为发明农业，被称为“稷神”、“田祖”而具有普遍信仰。《尚书·舜典》记载洪水时代，“黎民阻饥”，于是舜帝命后稷“播时百谷”，使“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吕刑》记载“皇帝”(即皇天上帝)“乃命三后(即伯夷、大禹、后稷)，恤功于民”，其中“稷降播种，农殖百谷”。《国语·鲁语上》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此段记载又见《礼记·祭法》，唯“夏之兴”作“夏之衰”。除普遍性的“稷神”信仰之外，后稷作为周部族的始祖神，在“庙祀”中占有崇高地位。在武王克商以后，后稷作为郊祀的对象来“配天”，《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是史家公认的最为可信的周初文献，记载武王伐商胜利后，举行“告庙”之礼： 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 “稷”即后稷。关于“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有几种异议，如清代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认为是“修商家伐夏救民之典以斩纣身”，顾颉刚云：“《尚书·多士》周公告商王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此即周人循商人之典。”[17]王晖《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一文根据出土周原甲骨对文武王“修商人典”作了明确的解释，这些卜辞中有祭祀成唐(汤)、太甲、文丁的，如周原凤雏H11：1云：“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鼎祝示报二母。”H11：84云：“王其拜佑大甲，册周方伯”等，可以说是文王“修商人典”及周武王“分主诸神，祀纣先王”的最好注脚。[18]对周人来说，殷灭周兴，在宗教祀典上是“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元子”既“改”以后，后稷由“庙祭”的对象而成为“郊祀”上帝的“配神”。《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克殷以后，周公“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封人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孝经·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在夏商周三代，只有“天子”才有郊祀的资格。正如《周颂·思文》所歌咏的那样：“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诗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孔疏引《国语》云：“是此篇周公所自歌，与《时迈》同也。后稷之配南郊，与文王之配明堂，其义一也。”《国语·周语上》记厉王时芮良夫曾引此诗，而未称周公作，不知孔疏何所据而云然。“配天”来自于殷代“宾帝”说，意为先公先王死后作了天帝的宾客，保佑着下土的人王。《易·豫》彖辞云：“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意思相同。后稷由庙祭到“配天”而成为郊祀对象，这一“升格”在周代国家祭祀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配天”，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就与王朝谱系有了亲缘关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据本杰明·史华慈(Binjamin I. Schwartz)的分析：“国王的神圣权力，与其说是从祖先那里，还不如说是从无所不包的上帝那里，获得其终极合法性。”[10]“天命”是对“天子”行为的绝对命令，在周人的宗教意识中占有支配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