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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词作本身具有戏谑调侃的谐趣之味而乐于为小说家记载传播的，如曹豳的《红窗迥》： 春闱期近也，望帝乡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 争气。扶持我去，转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宫样鞋，夜间伴你。 此词描写穷书生长途跋涉赴考的艰辛与渴求飞黄腾达的梦想，这本来是一个很沉重也很庄严的话题，具有典型意义，很容易与成千上万在科举之路上挣扎的贫寒举子们发生共鸣，但作者却出以调侃戏谑的笔调，以游戏态度为之，故其谐趣之味极浓，乐于为人传诵。如明代顾元庆的《簷曝偶谈》(不分卷)、高鹤的《见闻搜玉》(卷五)、秦鸣雷的《谈资》(不分卷)等，都记载了这首词。总之，出现在文言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中的宋人词作，具有某种偶然性，其流传范围也很有限，从总体上说，远不如像出现在白话小说中的一些宋人词作那样，可以化血为肉地融入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情感与命运，也远不如白话小说流传广远，并且更具有一种民众立场，因此，我们仅以明代白话小说中寄生的宋词来作为考察某些问题的依据。 在明代白话小说借用的宋词中，其50位词作者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分布面却相当广泛。从时间跨度看，既有北宋的许多名家，如张先、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也有南北宋之交的名家如李清照、朱敦儒等，还有南宋的名家，如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康与之、朱淑真等；从身份地位看，既有如欧阳修、苏轼、赵鼎、文天祥、朱熹等高官显宦与名儒大僚，也有如张伯端、葛长庚、僧仲殊、惠洪等道士与和尚，还有如李清照、朱淑真、王清惠、严蕊等名媛与歌妓；从词学界传统的婉约与豪放的流派划分看，既有如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婉约派核心人物，也有如苏轼、辛弃疾、张元干、张孝祥等豪放派代表作家；而唯一缺少的是南宋姜夔、吴文英等骚雅清空一派的词人。从小说中借用宋词各家的数量多少看，排前五位的依次为苏轼12首、柳永10首、周邦彦5首、辛弃疾5首、秦观4首，其余如欧阳修、曾觌、贺铸、胡浩然、朱熹、陆游等，则二三首不等，绝大多数作家仅一首；在排名前五位的词人中，北宋占了4位，南宋仅辛弃疾1位，10首以上者仅苏轼与柳永两人。从以上情况看，小说家借用宋词，并没有什么婉约、豪放的正、变之分，也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名气大小的等级之别，倒是有明显的重北宋轻南宋、重明朗薄婉约的倾向。这不禁令人想起在明代广为流行的《草堂诗余》的适俗性特征来。无独有偶，在宋人所选《草堂诗余》中，其人选词作数量最多而排在前五位的词人依然为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秦观等人(据《四部备要》本)，不同的只是这五位词人人选词作数量的多寡与排名次序有较大差异，为周邦彦64首、秦观29首、苏轼24首、柳永22首、辛弃疾12首，此外还有黄庭坚12首，与辛弃疾并列第五。在明代中后期，《草堂诗余》曾经大为风行，明末清初的毛晋曾经在《草堂诗余跋》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搏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以至此也。”《草堂诗余》在明代既如此风行，其所选词作数量居前五位的宋词作家又与小说家选用宋词的情况大体一致，那么，是否小说家使用宋词的来源即为《草堂诗余》呢?《草堂诗余》中选词数量居于前两位的作家周邦彦和秦观，为什么在小说家选用宋词中又变成苏轼和柳永了呢? 关于小说家使用宋词的来源，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草堂诗余》，至少不全是。我曾经用《四部备要》本(分调编排)和《四部丛刊》本(分类笺注)两个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与明代白话小说中寄生的宋词对照过，发现白话小说中出现的不少宋人词作，其作者如张伯端、晁端礼、朱熹、陆游、文天祥等，便不见于《草堂诗余》；即便与《草堂诗余》中选词同列前五名的几位作家，如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秦观等，也都分别有一些作品不见于《草堂诗余》；由此可见，在小说家选用的词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另有其来源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充分表明，明代小说作者选用宋词，并非在《草堂诗余》的笼罩之下，而是别有来源，另有选择，这种选择从某种角度代表着民众选家的集体立场，代表着一种时代的选择。这种时代的选择在选词倾向上与《草堂诗余》适俗性特征的不谋而合，恰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证明：宋人选编的《草堂诗余》之所以在明代中后期甚为风行，那也同样是时代的选择。那么，这种时代性选择的引力是什么呢?概而言之，便是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逐渐形成的崇俗尚情的时代风气熏染之下已成沧海横流之势的俗文学大潮，正是在这种俗文学兴盛的大潮中，伴随着戏曲、小说、弹词、时曲等俗文学体式的风行，《草堂诗余》的适俗性特征恰好对上了明人的口味，所以“飞驰”曲坛，而白话小说的作者也正是为了在这个时候对上大众读者的口味，自然也在其小说创作中选词以适俗，并且比《草堂诗余》走得更远。 说小说作者在选词以适俗方面比《草堂诗余》走得更远，一个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原词某些关键处的大胆改动，并抹去原作者姓名。比如《水浒传》第一百十回中写到宋江因燕青射雁引发人生聚散之感，顿生悲凉之情，不禁援笔作词，以抒悲怆之怀。施耐庵将张炎的《解连环·孤雁》一词经过改写之后放到了宋江笔下： 楚天空阔，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净，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的、相思一点。暮日空濠，晓烟古堑。诉不尽许多哀怨。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嘹呖忧愁呜咽，恨江渚难留恋。请观他春昼归来，画梁双燕。 试比较张炎原词：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相比之下，施耐庵对张炎原词有不少重大改动：一、将原词第二句“怅离群万里”之“怅”字，改为“雁”字，一字之差，婉约与明朗之意趣迥别；二、原词中上片结歇处“料因循误了”三句，暗用苏武典故，作者担心读者不熟此典，难以将其与“孤雁”联系起来，因而将其改为“暮日空濠，晓烟古堑”二句，照应前面“草枯沙净”的描写，进一步渲染秋日萧条的环境氛围，使孤雁的描写更为具体实在；三、下片亦摒弃原词引用杜牧诗写到陈皇后失宠冷居“长门宫”的凄凉之典不用，而直接写孤雁离群，“忧愁呜咽”，欲宿无处，这就几乎全部重写了。经过这样的改动，便彻底变“清空”为“质实”了。如果站在浙西词派的立场来看，那简直就是化神奇为腐朽了；但是，站在大众读者的立场来看，施耐庵的改写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是较为成功的。像这样的改动，在《金瓶梅》和“三言”等借用宋词较多的小说中最为常见。由此可见，小说作者选用宋词的基本原则便是通俗易懂、表意明朗具体，其适俗性特征非常突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明代白话小说作者为什么没有选用姜夔、吴文英与张炎等人的骚雅清空之词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最不受正统词学家称道的苏轼和柳永的词作反而最受小说家青睐了。 自宋代李清照以来，其正统词学观对柳永“词语尘下”和苏轼“以诗为词”的持久批评，与柳、苏之词反而在通俗小说中的最受青睐，其实质便是词学家在雅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崇雅尊体，与小说家在俗文学大潮推动下的适俗出位，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正好背道而驰，其相互牴牾的两种引力同时作用于明代词坛，于是导致明词发展方向的无所适从。而且，在嘉靖、万历以后，通俗小说已走进千家万户，柳永、苏轼等人的雅俗共赏之词自然赢得更广泛的传播，以柳永、苏轼为代表的，其生活气息浓郁而语言表达通俗明朗的适俗性词风，必然对词坛诸家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引力和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明词创作的俗化倾向便不可避免了，相当一部分明词的“曲化”，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在“明词曲化”的过程中，明代通俗小说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综上所论可知，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的存在，对于研究明代小说与词曲发展的某些问题大有帮助，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便会展开不同的研究视阈，从这些新的视阈中观察思考某些小说演进史与词曲发展史中的问题，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课题组辛苦多年而即将提供给学界的《全明小说寄生词曲辑纂》，这部特殊的文献资料汇编，它将来带给学界同仁的启示，也一定是很特别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