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代白话小说中词多曲少的现象呢?是不是因为曲之一体本身的表现功能不如诗词呢?应该不是。明代大曲论家王骥德曾经对诗、词、曲三种诗体的表现功能做过一个比较: 晋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为渐近自然。吾曰: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吻,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曰: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① 王骥德的比较分析十分到位,其结论是“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但是,为什么在白话小说中,寄生曲的存在反而不如寄生词为数更多呢?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曲之一体,虽然表现功能较诗词为优,但一直是贴近大众的通俗艺术,论其在文林艺苑的地位,则比诗词卑下,故有“词余”之称。无论小说作者借以炫才,或借以粉饰文面,曲比起诗词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曲之一体不被大多数小说家看重。 其二,比起诗词,曲要晚熟得多,一般的作家,写诗填词的技艺可能十分娴熟,但对于曲之一道,却未必能得心应手。王骥德在论到作曲之难时曾云: 天之生一曲才,与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赋,即毕世拈弄,终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语之似,不可几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则德成而上与艺成而下之殊料也。吾友季宾王,与余同笔砚最久,读书好古,作文赋诗,事事颉颃争先,独不能为词曲,尝谓:“我甘北面,子幸教我。”余谓:“天实不曾赋子此一副肾肠,姑无妄想。”宾王怃然。②王骥德认为曲才当由天赋,非人力所能为,似有些言过其实,在朋友面前,也不无炫耀的意味;但其认为“曲才不易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曲比诗词晚出,从未有过一登大雅之堂的殊遇,与弹词、话本、时曲、民歌一样,算是地道的草根文学,热衷仕进的文人,常常不屑一顾,凭诗赋博取功名,以丽词展示才华者,都很难染指散曲,故大多数文人娴于诗词,却拙于散曲,而一般的小说作者,可能更是技短于此。 其三,这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各种韵文体式融于小说之中,应该都有一个试验过程。诗早在唐代《莺莺传》等传奇中已被成功运用,词也在宋代融入《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话本,到明人欲融诗词于小说,便已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但曲融入小说的试验,就现有资料看,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等人的开创。我可以断定,任何一种韵文体式被融入小说之中,得有一个试验过程,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只要留心过《红楼梦》诗词的读者,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红楼梦》中寄生的韵文,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具体场景的描写融合得最好、也最耐人玩味的,应该是曲,其次是词,再其次才是诗。为什么在明代小说中并不突出的寄生散曲,反而在《红楼梦》中却后来居上了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明代《金瓶梅》、《韩湘子全传》等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大量运用散曲的经验可供作者借鉴,所以,曹雪芹才将曲之一体“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使小说中寄生曲的运用达到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化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的散曲,是很值得从文体融合与互动的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的。 与此紧密相关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学界同仁或认为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其实质则是当时人们普遍地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文羼入的减少其实质是创作整体水平提高进步在形式上的表现”③,总之,以为晚明小说中羼入诗词的减少,反映了小说文体观念的成熟和作者创作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但事实上,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最有说服力的,依然还是《红楼梦》。众所周知,如果要说《红楼梦》所羼入的诗词数量,比起晚明人所作世情小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假如据此说曹雪芹的小说文体观念尚不够成熟,还“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其创作水平还不够高,恐怕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而且,若要论起《红楼梦》中寄生诗词的运用效果,可能也绝非明代一些小说家所能梦见。明代一些小说家,不管是否情节需要,不问是否符合情理,随便引前人诗词或者随意弄几句词不像词、曲不像曲的顺口溜似的韵语夹杂在叙述文字中,这种现象在《红楼梦》中是绝难见到的。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仅首首珠玑,而且用之合情合理,切景切情。宝、黛、钗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的赋诗填词,只要甫一出口,便是自家面目、各人声口。在《红楼梦》中,诗词曲的运用,不仅没有成为情节叙述和人物描写的赘疣,不少时候反而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试想,假如把《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通通删掉,尤其是把其中脍炙人口的《终身误》、《枉凝眉》、《红豆曲》、《葬花词》等词曲作品都删去,那么,这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奇书,还会那么有“味”么?答案是否定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明清小说中大量融会诗词曲赋的现象,恐怕需要另用眼光来打量,另寻角度去思考才行的。对于明末小说中寄生诗词普遍减少的现象,窃以为应当从读者、作者、书商三者的关系互动中去认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读者群体的变化和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当阅读小说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而成为大众读者的一种消遣方式;当大众读者成为小说读者的主体,追求情节生动成为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那么,小说的语体形式和文体结构模式就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文言文的萎缩,白话文的盛行等等,至于不少妨碍大众读者紧追情节发展的“有诗为证”,就自然遭到厌弃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选择,必然迫使作者不能过多地在小说创作中借诗词以炫才,必须将自我逞才炫技,转变为让读者动心怡情。书商们为迎合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在改编或重印一些小说名著时,也大量删削其中的诗词,比如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便对其中的诗歌做了大量删削,其保留者不及原数之半。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小说读者主体和审美时尚的变化,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成为调整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的强大动力,在三者关系的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于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使得大部分小说中的寄生诗词减少了,因此,这种现象绝不仅仅是作者单方面的小说观念,以及创作水平高低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