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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健全，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在读书入仕的氛围中，这条路由于太过拥挤，使得许多文人不得不浮游在社会之中，其中相当一批人做了幕僚，成为清客。这可能是人生路上的短暂的一站，也可能是比较长期的生活方式。幕僚或清客当然具有依附性，但只有保持心灵的独立性，保持精神的品味和才学的品味，才能得到尊重。姜夔在后世有非常大的知名度，主要就是由于他身为下层文人，仍然能够保持一份高贵，特别是能够在作品中也表现出这种高贵，即恬淡疏宕，温婉宁静，这正是所有文人都追求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开创了一个文化传统。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使人们可以在其中程度不同地找到自己，特别能够成为下层文人的楷模。如果说，一个人在干谒的生活之中，仍然能够具有超越的气度，所创作的作品，富有情韵，完全疏离其身份，那么，其人格显然就是非常健全的。这正如陈撰《玉几草堂听雨录》所总结的：“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神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替，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48]很多年以前，词学前辈夏承焘先生就已经指出：“南宋中叶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时代，他们拿文字作干谒的工具，如宋谦父一见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造起阔房子（见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许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过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并不是像宋谦父一流人。”[49]夏先生没有说他们为什么不是“一流人”。在我们看来，同属江湖诗人或江湖游士的姜夔和宋自逊，从人品和处世风格上看，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姜夔的“晋宋风致”。人们曾经称赞失意的士人是身在江湖而心在魏阙，像姜夔这样的人，则可以作为平民，是身在世俗的江湖，而心在高雅的境界。陈郁所描述的姜夔：“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之地，而一饭未尝无食客。”也正是从形与实的反差着笔的。而从宋代的美学精神看，也能对此有所理解。葛立方《韵语阳秋》中说：“欧阳文忠公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写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作马也，但以气韵为主尔。’”[50]这种遗貌取神、注重风韵的思想，正可以和姜夔的生活方式、精神情趣互参。 同时，对姜夔的这种认识，又可以将其人与其文放在一起来理解。从宋末张炎在其《词源》中提出的“骚雅”、“清空”说，到清代朱彝尊等人创立浙西词派，其主要的表彰和效法对象都是姜夔，而主要的着眼点就是“雅”。一直到清代的末年，浙西词派都绵绵不绝，所发扬的正是姜夔的“雅”的精神。 当然，腹有诗书气自华。雅的风度气韵，与人格有关，而人格的建构，必须有涵养的功夫，也与学养有关。姜夔早年从江西诗派入手，非常重视学问，后来虽然悟到学即病，不如纯任性灵，但所下的功夫毕竟没有白费。他曾经说：“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51]也是这个道理。在《自叙》中，他曾经提到朱熹对自己的欣赏：“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52]朱熹在教导后学时曾说：“学者须养，教气宇开阔宏毅。”“如其窄狭，则当涵咏广大气象；颓惰，则当涵咏振作气象。”[53]朱熹是姜夔的前辈，作为一代大儒，有盛名于时，对姜夔应有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姜夔身上的“雅”的气象，也有“涵咏”的成分。 至此，我们就可以为所谓“晋宋人物”作一个总结了。对姜夔而言，这个称呼既带有竹林七贤那样的疏放，又带有陶渊明那样身处俗世而寄心高远，在生活中，更为追求的是神观飞越，是遗貌取神，这样的“晋宋人物”，是宋代文人化与世俗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其特定的善于调动距离的手法，或者也同其文化追求有着一定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