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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宋人物”的内涵 “晋宋人物”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指称，其内涵也往往比较含糊。大致说来，在宋代特定的语境中，经常指的是一个人的风神气度，如张元干说米芾“此老风流，晋宋间人物也”，又说苏庠“高标远韵，当求之晋宋间”[5]。汪藻说鲍钦止“风度凝远，如晋宋间人”[6]。杨万里说范成大“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7]。又说王叔雅“萧然简远，若晋宋间人”[8]。这些，都是用“晋宋人物”的概念来认识其当代人。对姜夔的评价，也是在这一脉络中展开的。 晋人的生活态度和美学精神当然会对其后的刘宋有影响，不过，赵宋之人将“晋宋”连用，而不仅仅是“晋”，作为文化人格的倾慕，至少在某些层面，有其特定的考虑。我们注意到，宋人以“晋宋人物”比附其当代人，经常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但在对“晋宋人物”进行讨论时，却往往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这就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陈正敏在《遁斋闲览》中曾指出：“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9]既肯定其为人，也称赞其词采。包恢写有《远斋记》，记其友人徐致远卜居于上饶玉溪之南，求其为寓所命名，包名之曰“远斋”，解释说：“昔陶靖节结庐人境，而心远地偏者，亦如是耳。”然后历述徐致远的行事模式，指出：“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当自有契于此。”[10]显然也是将陶渊明当作“晋宋人物”的重要代表[11]。 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陶渊明的价值真正被发现是在宋代。宋人特别推崇陶渊明的，是其韵度。这个韵度，可以表现在创作上，如苏轼所体认的“外枯而中膏”；也可以表现在生活模式上，这就是他的“结庐人境”之说。 本来，晋人对于隐逸之事，已有多方面的思考，在言意之辨的大背景中，人们也将其与出处取向结合起来了。《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2]《晋书》卷八十二《邓粲传》载：“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13]这个“名誉减半”，说明在人们心目中，隐逸之事仍有一定的规定性，形神言意之说并不足以掩盖其中的诡辩。但是，从中确实可以发展出一种理念，如晋人王康琚《反招隐诗》所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14]关键是要“天和”，而不能“矫性”。沿着这一理念，真正能够作出典范的，正是陶渊明。陶渊明是真正的隐逸之士，但是，他又并不拘泥于行迹，而是掌握其精神。他著名的《饮酒》（结庐在人境）告诉我们，隐居并不一定要像《后汉书·隐逸列传》中的那些隐士一样，遁迹于深山老林，在人群中居住，只要“心远”，就能够不闻车马之声，宛如居于偏僻之地。这个“心远”，就是一种“韵”，似乎毫无所求，一片淡泊静穆，但又包含着许许多多。 这样一种品格，正是宋人特别欣赏的，所以，黄庭坚就称赞说：“彭泽意在无弦。”[15]黄庭坚的这一思想，在不少方面都体现出来。他论书重韵，是人们所熟知的，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遗貌取神，至于他本人的书法，也能体现出这一特色，范温《潜溪诗眼》即指出：“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惟偏得《兰亭》之韵。”[16]从这个思路来看姜夔，就能够对所谓的“晋宋人物”有更透彻的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