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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汤传楹一向以才子自居，学识富赡且怀才不遇，是两人共同的生活特征。汤传楹的才华生前已传遍吴中：“才思敏妙，风驰电发，诗古文辞爽迈。……一时推为才子。”[32]尤侗幼有“神童”之誉，对自我的矜许亦时刻未曾脱离才子之规定性，《钧天乐》中即借沈白之口表示：“谁似我才高，年少抱经纶。”（第十五出《哭庙》）汤传楹诗云：“男儿不遇汉天子，长杨赋尽无人怜。”尤侗评曰：“读至此句，千古才人，一齐泪下。”[33]可见怀才不遇的共同心声与彼此认同。为了张扬两人及李贺等作为“天下奇才”之“逸气孤骞，高文卓烁”（第十六出《送穷》），借以形成对现实的强烈反拨，《钧天乐》传奇还将尤侗《广寒宫上梁文》[34]、汤传楹《织女催妆诗》及李贺《白玉楼赋》作为科举考试题目，博得了文昌帝君的赞颂不已：“奇哉，可称三绝！老夫当让君辈出一头矣”（第十七出《天试》），后又反复敷衍，加以推扬，如第二十六出《入月》借助剧情专门敷演《广寒宫上梁文》，嫦娥说上帝“命新殿元沈子虚作《上梁文》，笔堪题柱，音欲绕梁。最爱他落句‘宫殿如明镜，嫦娥号丽华’，足画妾之风流矣。”第二十八出《渡河》以隐括笔法演绎杨云创作的《织女催妆诗》，让一段凄美的千古爱情在乞巧的欢愉中完美收官。作为一位才子情结始终激荡于心的文人，尤侗深怀对自我才能的高度期许和本能向往，如此作为，自然不难理解。 对才的尊重，往往使一般文人将才人及才的陨毁视作上天的不公，又或者解读为上帝偏爱的结果。汤传楹曾言：“窃谓才如临川，自当修文地府；纵不能遇花神保护，亦何至摧残慧业文人，令受无量怖苦。岂冥途亦妒奇才耶？”[35]对传说中汤显祖的才高受虐深为气愤、不解。在很多文人的意念中，凡高才年少者亡，往往是因上天之招，故有“曼卿年少，仍主芙蓉之城；子建才高，应王遮须之国”一类的想象。尤侗哀悼好友陆灵长之逝时亦表示：“古来慧业文人，都自天真游戏尘世。如邺侯为瑶台散仙，白傅为海山院主，东坡为五戒禅师，山谷为香岩女子。”[36]当他困惑于汤传楹之早夭时，也产生了这样的诉求：“欲问天所以死卿谋者而不可得，则解之曰：‘内典云：慧业文人应生天上。’天殆爱卿谋、重卿谋，而遂夺人世之才以自佐焉。长吉之玉楼，长源之瑶台，曼卿之芙蓉城，子建之遮须国，皆古来才子回翔之地，天必设一座以待卿谋。卿谋而念故人，肯留五城一片地，为后来者卜居乎？则侗褰裳就之矣。”[37]认为以汤传楹之才必定会与李贺等一样，据有一个可以发挥自我才能的“回翔之地”。《钧天乐》中，在批评了“天道无知，一至于此”后，沈白果然也强调了这样的结果：“我晓得了，古来慧业文人，必生天上。墨卿此去，当在五城十二楼矣。多应是锦囊才尽无人也，又召杨云赋玉楼。”（第十二出《哭友》）于是，第十七出《天试》两人相见时，杨云即明确交代：“弟与弟妇暂寓石曼卿芙蓉城。”后来，又不负故人所望，为沈白“卜居”了一片地，促成他与未婚妻寒篁月宫相聚。现实中的尤侗果然借助代言者沈白而“褰裳就之”，完成了上天入地的生死诉求。 对于青年男女成仙的想象，或许缘于对生命情态的不理解，或者缘于一种理想性的宿命认知，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动乱时局下似乎格外醒目；而彼时盛行的扶乩之术，广为文人青睐，才子成仙的想象也因之获得了有力的神道支持。尤侗自己对这一类活动始终饶有兴趣，曾亲自降乩：“岁癸未，予读书王氏如武园，偶为扶鸾之戏，得遇瑶宫花史云……”[38]与当时颇为有名的扶乩者如泐庵大师金圣叹、掌文真人孙过庭等亦过从较多，如：“客冬，予召孙真人过庭，自云掌天上笔札，卿谋赋诗赠之。”[39]汤传楹去世后，其早夭的命运、多才的人生，以及独立不移的性情，更激发了他的类似想象。《汤卿谋遗像赞》云：“天南地北，何处君家？畴昔之夜，我吟楚些。有美一人，翩翩以佳，荷衣蕙带，风马云车，玉笙铁笛，游戏尘沙，彼何人哉？ 吾知之矣，其在三山之畔、十洲之涯。”已经奠定了“三山之畔、十洲之涯”的想象。他认为，这样一个具有“灵心慧业”的人，“非侍书天上，即修文地下”[40]，绝不会游荡人间。何况，“予总角初遇卿谋，望其风姿，如玉山珠树，恍然疑为神仙中人。及读其诗歌文辞，常飘飘有凌云气，又断以为非人间人也，岂待殁而后知其仙哉！”[41]他曾于汤传楹去世不久即聘方士招魂：“空思剪纸叩灵衣，闻说鸿都术已稀。泉下子规啼不到，茫茫魂鬼几时归？”[42]对“陆灵长殁，予恳孙真人招魂来归，卿谋亡而真人去矣”[43]，则十分遗憾，直到获得另一位扶乩大师的招魂结果：“卿谋死后数月，有仙降乩大书曰：‘汤传楹，青华府侍书金童，丁氏传言玉女也。’若是，则几乎仙矣。”[44]如是，汤传楹夫妇金童玉女的宿命获得了一种终极体认。 这里所谓“有仙降乩”，与尤侗《再哭汤卿谋文》中的一段记载互相照应：“前戴子云叶传示泐师乩语云：先帝本青华帝君，兄即侍书金童，此才人生天公案也。平日与兄论李长吉、石曼卿故事，辄为色舞，今兄已先着鞭，且得与嫂氏携手同归，使青华府中更添玉女，其乐何极？”[45]所指当为一事。此文作于崇祯十七年末，可证扶乩之事发生在之前，具体应在当年的秋冬之际。尤侗对此笃信不疑，作于去世周年忌日的《反招魂并序》嘱其“魂勿归来兮”以避江南战乱：“归乎青华永行乐些，俯视九州蹇难安些。”[46]已隐含此事。作于次年即顺治二年三月的《再哭汤卿谋》十首之七：“鼎湖龙去恨如何，独倚江楼涕泗多。还忆青华香案吏，春风重唱故宫歌。”小注云：“十九日，登君山哭先帝，遂哭卿谋。时有降乩者，云先帝本青华帝君，汤子侍书金童也。”[47]再次加以强调。后来，在为汤传楹所作小传的附记中，第三次提及此事。顺治十六年，当汤传楹的女婿徐元文高中状元，有人猜测：“公肃妇翁为才子汤卿谋，早赴玉楼，征之术者云为青华府侍书。公肃之第，盖得请于帝矣。”[48]尤侗虽谦称“予未敢信为然”，但特意记载这段传闻本身已昭示其认可之诚。此际，《钧天乐》的影响已遍及江南，借助作品的影响力，汤传楹的故事竟然为徐元文中状元增添了一段命中注定的神秘，或者是尤侗创作《钧天乐》传奇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关于扶乩的细节，有关史料并未给予揭示；然这一想象的制造者“泐师”则可确证为当时赫赫有名的金圣叹。关于金氏以“泐庵”、“泐师”或“泐大师”之名扶乩的有关情况，陆林教授的探讨最为具体，笔者对明末才女叶小鸾作为文学想象成因的有关讨论，也涉及了相关情况，这其实与本文论及的《钧天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文。[49]得益于金圣叹的扶乩活动，明末才女叶小鸾从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文学形象，甚至影响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生成，《钧天乐》即为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金氏的扶乩判词，或许汤传楹也只能止步于一个乱世夭折的才子形象，尤侗所谓“古来慧业文人，必生天上”的理解亦不能得到具象化定格，转化为《钧天乐》中的艺术形象，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与体认。因此，金圣叹的扶乩活动建构了一位才子的“来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圣叹的乩词中，汤传楹为仙的想象是与崇祯帝之死乃至明朝的灭亡密切相关的，所谓“先帝本青华帝君，汤子侍书金童也”。但《钧天乐》却无法据此进行真实的艺术表达，不仅“先帝本青华帝君”不便提及，汤子为“侍书金童”的乩语也只能含混绕过，大略交代“弟与弟妇暂寓石曼卿芙蓉城中”（第十八出《天试》），经特科考试得授修文郎之职，兼廵按水府监察御史，与所谓的“青华府”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关联。这应当也是两年后尤侗以“未敢信”对待徐元文中状元之传闻的心理动因之一。 然金圣叹的扶乩建构，却促成汤传楹夫妇金童玉女形象之定格，成为一部才子佳人戏曲构思的艺术源泉之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善于以白日梦形式抒发困顿不得志情怀的尤侗，将金圣叹扶乩促成的另一位文学形象叶小鸾引入其中，形成了怀才不遇与怀情不遇的双刃剑，指责了社会，抒发了自我，扬弃了现实。如是，《钧天乐》传奇理所当然地进入清初士人社会文化普遍认可的才子佳人文化思潮中，并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力，以致不少人以为其是顺治十四年科场案的揭露者和导火索：“顺治丁酉科场大狱，因尤侗《钧天乐》而起。”[50]传言汹汹，让无心插柳的尤侗险遭不测。历史的误会和巧合，有时竟然来自一个个不经意的细节，人类的想象往往逆风飞翔很远也才能稍有触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