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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怀才不遇：才子情结的艺术建构 汤传楹去世后，尤侗如是总结他的不幸夭折：“吾谓汤子有五不幸焉：年太少，才太奇，思太敏，文太多，著书太早。此汤子所以死也。”[23]因其早逝而伤怀，更为其“偃蹇休箦以死”[24-1]而抱恨不已。尤其是，在汤传楹去世后的十多年里，百般寻求有所作为的他始终仕途不顺，多有挫折，日益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在顺治十二年（1655）遭遇了彻底的打击，因无奈、无望而导致的辞官之痛挫折了他的情感，消损了他的意志。[24-2]于是，“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谢客，阻兵未得归。逆旅无聊，追寻往事，忽忽不乐，漫填词为传奇”。[25]在尤侗惆怅万端的自我反观中，挚友汤传楹的不幸不遇跨越时空而发酵于心灵，彼此相通的高才不偶、坎坷不遇再次涌上心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26]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和情绪中，《钧天乐》传奇应运而生。 《钧天乐》文本共三十二出，通过上、下本各十六出建构界域分明的两个空间，促成两个空间自足性的关键词则是“不遇”和“遇”。一个空间归属现实人生，主要演绎了才子沈白、杨云如何“不遇”，为何“不遇”：才高应举，总是名落孙山；不断受到嘲笑、欺辱，投告无门，块垒难消。另一个空间则超越尘俗世界，在已然仙化的现实中华丽展开，呈示了“遇”的顺理成章，皆大欢喜。两位主人公不仅获得上帝的认可，独开特科，中试擢用，且复仇成功，伉俪团聚，尘世的未尽理想于天界获得了酣畅淋漓的实现。所谓“玉堂金马皆尘土，不朽功名天上高”（第十七出《天试》文昌君语），较之人间，这种极具价值和意义的认可洋溢着花团锦簇般的世俗欢乐。 作品力图从多个维度昭示：形成“不遇”的关键是科举，是受制于权力腐败和人心堕落而来的被异化的科举；促成“遇”的关键也是科举，只不过是属于制度伦理下处于常态的科举。正是围绕着这样的思考，《钧天乐》首先呈现了一个导致科举崩坏的乱世背景：天灾人患、民怨四起、官吏贪腐、皇帝昏昧，以致国家政权乏力、民不聊生。这种有关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与清初社会关于国家、士人、党争等的反思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彼时一般文人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只不过尤侗更愿意通过涉及文人出处的科举问题来进行关乎身世浮沉意义的解读而已。康熙二十三年（1684）腊月，已借助博学鸿词科荣任翰林院编修的尤侗反观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孜孜于科举所造成的心灵磨难再次唤起了那一段段怀才不遇的感伤：“自念束发受书，日夜揣摩，不获与甲乙之科，仅乃为贫而仕，屈首以就功名，此中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不平之鸣，其容已乎！”[27]显然，在一生最为低落的时期（顺治十四年前后），《钧天乐》的创作为尤侗才子情结的纾解打开了一条狭窄但还算切实的通道。 作为“小生”，汤传楹的代言者“杨云”并非《钧天乐》之第一主人公，然其与主人公沈白（生）的关系，则刻意映射着汤传楹与尤侗的人间情感和现实遭际，体现为一种经验设定和对比性建构。杨云与现实中的汤传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传记性特点相当明确。譬如汤传楹美风姿、多愁病，杨云也是“清羸善病”（第十出《祷花》)：“虽是乌衣子弟，却像红粉女郎。论他国士无双，比我玉人有两。但常多病多愁，恐被道旁人看杀。”（第二出《歌哭》）他与沈白的感情一如汤、尤生前：“隔一日，似三秋。”“一日不见，千里相思。”（第十二出《哭友》）杨云的早逝令沈白悲痛无比：“兄弟，我与你交比芝兰，爱同花萼。方谓良朋耐久，白首如新。岂意中道生离，一朝永诀。”（第十二出《哭友》）这与尤侗在汤传楹去世后的“肝肠断绝，不能成声”[28]差可比照。在揭示一个才子的不幸夭折方面，杨云的遭际与其原型之间似乎形成了抵牾。汤传楹本因崇祯之难而死：“哀诏下，吾友汤子卿谋哭临三日，归而病，以六月六日酉时卒。”[29]作品则进行了如此改写：“适才遇见杨家小厮，说杨相公避乱乡村，被流贼打粮，受了惊吓，感冒风寒，已病故了。”（第十二出《哭友》)“避乱乡村”是史实[30]，病亡原因实为子虚乌有；同样涉及“流贼”，一则缘于皇帝殉国，一则因为感冒风寒，叙事之旨趣已截然不同。而形成这种“故意”的初衷，显然是为剔除其中蕴含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政治色彩，与《钧天乐》创作于顺治十四年的时间节点亦不无关联。此际的尤侗，已多次应举于清朝（顺治二年始），且曾以拔贡身份任职永平府推官（顺治九年至十二年），乃实实在在的大清顺民，自然不宜对关涉前朝的有关往事过于白描。 实际上，汤传楹未尽其才而夭逝，早已开启了尤侗诸如性情、风貌及多才不偶、怀才不遇等问题的思考，有关的悼诗、祭文昭示了这一点，这也印证了彼时才子文化思考的诸多主题。而作为苟延于现实中的才子，进入清初的尤侗继续承受着与汤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感愤与无奈；“才高志大，运蹇时乖”（第十五出《哭庙》），不仅是《钧天乐》主人公沈白的命运，也是改朝换代后尤侗生活情态的真实写照。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为主人公沈白设置一个污浊的现实背景的同时，还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压力的窘迫境遇：“第一来科名连败，第二来兵戈罹害，第三来人琴早亡，第四来割断夫妻爱，第五来秋风钝秀才。”（第十六出《送穷》）在“妻亡友没，举目无亲”的境地中，沈白“叹孤身天涯地角，顾影无俦”，更感愤“一身不偶，四海无家”（第十四出《伏阙》），不得不摒弃“世缘”，转而寻觅上天入地的求索之路，所谓“仙才只合瑶天住”。[31]如是，才有了第十六出《送穷》的转关之笔。既然“曲高和寡，才大知希，人世科名已不可得”（第十五出《哭庙》），他只能将目光转投天界，寻求“寤寐英贤，旁求侧席”、思贤若渴的君王，以改变“楚山刖玉，沧海遗珠”（第十七出《天试》）、贤愚颠倒的非正常现状。如是，又有了第十七出《天试》：上帝对于如他一般的“彷徨草泽”者十分伤怀，“专取那下第才人中式擢用”，“开天首科，可称亘古盛事矣”，沈白的“独秀江东”之才获得了高度认可。这是一个未来世界，是比喻的，也是寄托的；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相知相念的友人、不离不弃的佳偶、高中状元的兴奋、凭才审案的挥洒，等等，都以特殊的展演方式回应了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诸多期许。可以说，第十七出《天试》及其后来有关天界的艺术描写，在抽绎出一代才子内在世界丰富性的同时，也为传奇戏曲的文体诉求、内容趣尚、结构叙事提供了合适而有力的支点。从此，作品以另一种方式敷衍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又借助李贺与苏轼两位大才子的出场，宣示了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真诚希冀和热烈向往，力图抚慰古往今来那一颗颗不肯沉沦的才子之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上天入地，还是死生改易，作者极力烘托、大力凸显的永远是尤侗那颗郁勃奋激的才子之心，这是作品核心旨趣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