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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关于经史著作与通俗小说对读者产生劝戒效果不同的比较论述很多，清代陈奕禧曾为《女仙外史》第一百回撰写回评称： 古今忠孝节义有编入传奇演义者，儿童妇女皆能记其姓名，何者？以小说与戏文为里巷人所乐观也。若仅出于正史者，则懵然无所见闻，唯读书者能知之，即使日与世人家喻户晓，彼亦不信。故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俾市井者流，咸能达其文理，解其情事，夫如是而逊国之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为世所共仰，山河在地，为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虽然，亦《外史》之罪与？[22] 对于正史记载的忠孝节义事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书人能够熟悉并理解，而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下层读者则“懵然无所见闻”，他们主要通过小说、戏文了解忠臣义士、孝子烈媛事迹。从这种意义来看，《女仙外史》虽名为“外史”，却可以产生正史难以达到的劝戒功用。 通俗小说之所以能产生经、史著作难以达到的劝戒效果，除上文所述语言通俗、人物形象生动、读者易于理解等因素外，还可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清代珠湖渔隐撰《云钟雁全传序》称：“古人著书，以相戒劝，正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微言之；微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创为传奇小说以告戒于世。庸夫愚妇，无不口谈心讲，以悦耳目，其苦心孤诣，更有功于警迷觉悟耳。”[23]相比之下，经史著作是“正言”，通俗小说是喻言（或称寓言），“正言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24]从读者接受角度对经史著作与小说的劝戒效果进行比较。清末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对此有着精辟论述： 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5] 梁启超指出，“惮庄严而喜谐谑”是人之常情，也是读者普遍存在的接受心理。经史著作庄严、简炼，通俗小说则诙谐、生动，其“移人之深”，大于“庄言”的作用。因识字之人有从不读经书的，但“无有不读小说者”，故而利用小说进行道德指引，能产生良好的劝戒效果。 （三）“善读”观与小说的劝戒效果 通俗小说能否取得编刊者所期望的劝戒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善读”。所谓“善读”，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正确理解作品的语言文字、章法结构、创作倾向与创作主旨，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清代鸳湖紫髯狂客《豆棚闲话评》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总评》指出，不善读《水浒传》者，“误豪侠而为盗趣”，萌生为盗之心；不善读《金瓶梅》者，“误风流而为淫”，不能领悟小说的劝戒之旨。他认为，小说作者的深意体现在其作品中，俟人“善读”之，所以自己帮助读者“随读随解”，从而达到教化目的。[26]清代爱日老人《续金瓶梅序》云： 不善读《金瓶梅》者，戒痴导痴，戒淫导淫……续编六十四章（按：即《续金瓶梅》），忽惊忽疑，如骂如谑，读之可以瞿然而悲，粲然而笑矣。……善读是书，檀郎只要闻声；不善读是书，反怪丰干饶舌尔。[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