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吴沃尧《痛史序》曾就史书与小说做比较，肯定小说在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大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天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正史借小说为先导乎？请俟后人定论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也。[5] 历史教科书内容简单、陈旧，其教育效果有限，而通俗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读者众多，传播途径广泛，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读者喜读小说，并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故事与人物，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功能。 （二）通俗小说编刊者、传播者多以正史标准要求小说，强调“传信”于读者，强调小说创作应“归于正” 首先，在评价标准上，有些通俗小说编刊者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创作的成败优劣。苏州舒载阳所刊《封神演义》识语云：此书“真可羽翼经传，为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宝悦琛瑰而已，识者鉴之。”[6]识语作者以“信史”评价《封神演义》，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羽翼经传”，是经、史之补充，对此识语作者特别提醒读者鉴之。清代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7]清代蠡庵《女开科传跋》称赞小说《女开科传》是“一部小《史记》。”[8]清人郑开禧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虽小说，犹正史也。”[9]均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将“信史” 作为小说创作的目的。 其次，在引用材料方面，强调材料来源真实可靠。人瑞堂崇祯刊《隋炀帝艳史凡例》云：“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10]作者强调材料来源于正史，“有源有委，可徵可据”，无虚构、夸张、想象之笔，可传信千古。吴沃尧同样注重小说材料的取舍，在《两晋演义序》指出： 虽坊间已有《东西晋》之刻，然其书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吾请为更之，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11] 早在吴沃尧编写《两晋演义》之前，已有《东西晋演义》，对于此书，吴沃尧与文人学士、“略识之无者”等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一样不满意，认为这部小说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所以他重编《东西晋演义》时，非常注重材料来源及取舍标准，希望此书成为历史教科书的辅助材料，补习历史的指南针。 最后，在写作态度上强调客观记载，创作笔法重视实录。清代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云：而今也文明东渡，民族主义既明，如《太平天国战史》、《杨辅清福州供词》及日人《满清纪事》诸书，相继出现，益知昔之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爰搜集旧闻，并师诸说及流风馀韵之犹存者，悉记之，经三年而是书乃成。其中近三十万言，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亦伟矣乎！[12] 黄世仲不满以往诸书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匪” 或 “逆” 的态度，认为那是讨好朝廷的做法，并不符合史家客观记事的态度和原则，于是他利用三年时间编撰《洪秀全演义》，号称“洪氏一朝之实录”，自信此书会给读者带来启迪与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