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现在上海”的写作中，沪生、阿宝和小毛的居住空间不再成为《繁花》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沪生”们的邻里、同事及朋友们的居住空间。依人物社会身份的不同，《繁花》描绘了1990年代上海市民居住空间的基本状况：梅瑞原住虹口北四川路，房间大，后离婚搬出。于是卖掉新闸路老房间，买进延安中路底层的两室一厅；李李的住所位于南昌路，走进沿街面一间老洋房底楼，独门进出，外带小天井；小琴的住处位于延庆路一条弄堂，“讲起来新式里弄，其实是底楼围墙改造的披屋”；陶陶和小琴的同居之所是“六十年代老公房，四楼一室半”所有这些都是在新式居民小区改造和建设之前，上海市民的主要居住空间形式：其来源一方面是合租的老洋房、旧公寓，另一方面旧式老公房，居住空间都很局促，这也决定了上海市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人际交往习惯：除非极为熟识的亲戚同学朋友，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登门拜访”，而会在市里寻找一处碰面的地方——私人空间(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交往活动空间)的区分形成上海市民文化的城市景观。 在上海市民的“活动空间”中，可以分为“上海内的活动空间”和“上海外的活动空间”，通过对《繁花》“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比较，我们不难构建出上海市民从1960年代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活动区域及其交往方式。 从活动区域来看，“沪生”们“上海内的活动空间”主要围绕其居住之地展开。首先，其居住空间具有“家庭聚居”和“同学相邻”的特点。所谓“家庭聚居”就是指亲缘关系的聚居性质，类似阿宝那样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祖孙三代住所相距甚近、彼此之间守望相助。所谓“同学相邻”是指“沪生”们少年时期所建立起的朋友伙伴主要来源于同学关系，而“就近入学”一直是中国的入学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造期间，社会阶层的区隔被打破，这才形成了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学能够相识相知的现象。其次，其活动半径因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公交为次(仅阿宝祖父能够有私车接送)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方：“文革”之前，集中在卢湾北至巨鹿路、南至复兴路、东过思南路、西达陕西路方圆这片区域；“文革”之后，新增两块区域：曹杨新村“两万户”附近，经过中山北路、穿过苏州河、南抵长寿路这片区域以及大自鸣钟、玉佛寺附近北抵苏州河、南达南京西路、东到石门路、西近西康路的一片地方；再次，还因阿宝祖父搬到闸北，大伯搬到提篮桥，《繁花》的“上海地图”也延伸到了闸北、虹口、杨浦等东北方向，但只是呈点状分布。最后，到了“现在上海”时期，“沪生”们各自成家立业，家庭、同学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被同事、朋友间的聚会所取代，但从金宇澄所绘地图显示，其活动领域仍相对集中在南达卢湾、西抵普陀、东北到黄浦的这片“上海老城厢”。金宇澄的四幅手绘记忆中的上海地图拼在一起，正好涵盖了“上海浦西”的全部。“沪生”们“上海外的活动空间”则体现出明显的江南特色，童年时期，蓓蒂阿婆带阿宝和蓓蒂到绍兴乡下，交通不便，历经坎坷；成年之后，“沪生”们动辄到江浙游玩，先后去了双林古镇、苏州、常熟、昆山等地。这些活动空间突显的，是上海市民对于江浙城乡的双重意识：一方面是“乡土中国”(在上海人意识里，“外地人”就是“乡下人”)，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社会”(苏州常熟等地历来被视为上海的“后花园”，吃喝玩乐、休闲度假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类空间意识也颇为重要，即通过不同人物的经历所建构起来的“上海人的全国地图和全球地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方在上海市民意识中的位置。如在“过去上海”时期，小说写姝华知青到东北，阿宝哥哥在香港，上海人对东北和香港的复杂情感；到了“现在上海”时期，李李来自深圳、白萍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玲子与日本人的关系、林太来自中国台湾，并由此展现出上海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刻板印象，等等。 特定的活动空间是与特定的交往方式相联系的。在《繁花》写作过程以及此后的评论中，“饭局”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正在于“沪生”们的交往方式主要是通过吃饭来完成的。但这并不是太准确。在少年时代，“沪生”们还有另一种更主要的交往方式：“荡马路”。《繁花》的第三章第三节详细描写了一个礼拜天下午沪生去大自鸣钟弄堂找小毛玩，然后一起“荡马路”的过程。从沪生的视角描述了小毛家的居住状况，依次从底楼的理发店，写到二楼的银凤，再到三楼小毛家，“看老虎窗外，满眼是弄堂屋顶”。然后下楼，开始漫无目标的“荡马路”。还有第五章第三节，小毛来找沪生玩，两人一起去南昌公寓找姝华玩，然后两人继续“荡马路”；第十一章第三节，沪生和姝华再次经过瑞金路长乐路转角，看见被拆掉的君王堂上搭起了一座四层楼高的大棚；第十五章第三节，沪生与姝华、阿宝以及阿宝在曹杨新村的新邻居小珍和小强，五人一起去长风公园，然后到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河，等。与“荡马路”相比，“沪生”们成年之后的交往方式“饭局”(吃饭、喝茶)具有了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地方性”的地理特征不再突出，对于“沪生”们来说，只有“终点”意识，不再有“荡马路”的过程感觉，因此，所有的饭局，几乎都是“到了某某饭店”这样极为简洁的叙述；其次是交往对象开始复杂，既有朋友聚会，还有商务宴请，既有私密交往，还有大摆宴席，正因为如此，饭局才成为《繁花》浓缩上海市民社会关系，展开矛盾冲突的最佳选择。 但是，“荡马路”和“饭局”还只是上海市民交往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荡马路”并不在乎从哪里出发，荡到哪里去，或者在路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如公路电影、流浪汉小说等的常见套路)，而在于“荡”这一过程本身中，小伙伴们通过话题散漫的闲聊，消磨了时光，加深了感情。“饭局”也不在乎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而在乎是跟谁一起吃的，在吃的过程中的聊天。因此，《繁花》最为精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写作特色即在于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充斥着“话题散漫”、“无轨电车”的“上海闲话”。这种“上海闲话”不仅仅成为《繁花》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描写对象”，更重要的，也成为金宇澄作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 首先，聊天作为人类日常交往方式，不像严肃正式的谈话，会有明确的主题、意图；有时聊天甚至只是正式谈话的前奏、插曲或者调剂。但是在《繁花》中，金宇澄赋予其“核心”、“主体”的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按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分析方法，《繁花》中的“行动”可以分为一些核心功能：“荡”、“吃”、“性”以及“聊”，而“聊”可谓“核心中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一搭没一搭，讲完张三说李四，成为《繁花》聊天式叙述的基本特点。这种叙述方式形成了与一般通俗小说巨大差异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所有的“聊”——不管是长聊还是短聊，无论是两个人私聊，还是一桌人群聊——本身不具有推动情节、激化矛盾、设置悬念等叙事功能，随着话题的转换，聊过也就“忘”了，以前聊过的内容对后面情节的发展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聊的特点是追求“即时的快感”，即聊的当时非常热闹、不冷场，读者也会觉得聊得有趣，所有单个的聊都构成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极富质感地反映着上海风格。 其次，聊具有“对话性”，即所有的聊一定是针对具体对象的聊，如“引子”中沪生与陶陶的聊，陶陶所有的讲述，都是讲给沪生听的，此时，陶陶是叙述者，沪生是听众(读者)。听众有“应答”，有积极性应答，也有消极性应答，于是就有了最极端的消极性应答方式——“不响”。在小说中，“不响”出现次数频繁，达千次之多。全书引言前的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也将“不响”置于核心地位。从接受者而言，“不响”的原因很复杂：没话说、不想说、没法说、不能说……针对具体的情境及其所涉及的聊天的主题，“不响”亦可引申出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或者说，“不响”成为一种极具标志性的行为，成为普通城市市民在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人生命运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与“不响”相配套的，就是讲述者的极端情况：“独白”，即“对话的不可能性”，如十八章，李李与阿宝的聊天，阿宝始终处于“不响”，偶尔应付性的哼哈“应答”的状态，这就使得李李的讲述相对完整。李李有强烈的倾诉的欲望，讲述了早年做模特时的辛酸，而阿宝则不想让李李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回忆中。于是出现了李李大篇幅的自述场景，如过电影一般。由此，《繁花》的聊天具备了展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人情冷暖的叙事功能。 第三，“聊”的叙述伦理。《繁花》的叙述结构很特别。此前的“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交叉性只是外在性的属于“情节结构”的特点。从叙述结构来看，《繁花》所叙述的故事可以分为多个层面：第一层次是由作家叙述的故事。沪生等各色人等在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变迁。其叙述特点是白描、沪语、话本体以及空间的具体化和时间的模糊化(即此前所分析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标记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记忆时间”)。第二个层次是在各种“荡马路”、“饭局”、“喝茶”等场景中由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小说不以人物的行动为主，而是以人物之间的讲述为主，形成“关于人物叙述的叙述”的套层结构，这构成了《繁花》叙述内容的主体部分。“所叙之事”通过人物之口来“讲述”，而且均有特定的具有应答能力的听众(聊天的对象)，都附着上了人物独特的情感、价值、语调。任何人物的“事之所叙”也同时包含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对“事”的讲述，另一方面则是与他者交流的需要，要达到交流的目的。由此，人物的讲述部分具有了散漫性、对话性、未完成性等可供叙事伦理分析的诸多层面。对于《繁花》的读者而言，我们只能凭借作家的叙述、人物的叙述来重建对“沪生”们大半生以及上海城市近半个世纪的认识了。 正在于对“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精确复原(通过文字的，包括语音的，图像的，也包括地图的)，《繁花》才具有了记录上海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繁花》地方性叙述的分析，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果说《繁花》中“沪生”们始终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并因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形成差序格局的话，那么，《繁花》及其所再现的上海城市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内在地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现代中国”二元关系的解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