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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获”《繁花》：“沪生”们的市民意识与当代上海寓言 《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是其获得严肃文学认可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写作之初，金宇澄多少是带有游戏性、自娱性、片断式的偶一为之的“非文学”的“虚构类长篇文字”的尝试的话，那么，当《繁花》中的各色人物一一登场亮相，虚构性人物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生命发展轨迹的时候，金宇澄的写作也便开始变得自觉，严肃文学的标准和要求也开始内在地影响写作活动。 作家写作中这一重要的变化信息在“弄堂”版《繁花》中多少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最典型的是《繁花》主人公命名的变化。“弄堂”版《繁花》的主人公一开始叫“腻先生”。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主人公小时候上学时经常被罚作业，老是逃学，于是被王老师取的绰号，意思是“失败，逃跑、害怕的蟋蟀，不想奋斗的蟋蟀，上海叫‘腻先生’”。不过，这一明显带有贬义的具有失败主义的特征并不能涵盖人物的全部特点。“文革”造反派大行其道时，腻先生充当的是逍遥派角色。在随后的命运转折中，他既没有像阿宝一样，全家被发配到曹杨新村“两万户”，从一度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沦落为需要接受改造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像小毛那样，始终都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到后来甚至还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相反，他在父母的运作下，到了某五金公司做采购(直到1970年代才受到冲击)；到了1980年代，他哥哥成为到温州下海经商的第一批上海人，而腻先生自己则转型为律师，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正是这一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形成，使得“独上阁楼”认为“腻先生”不足以概括人物的特点了，于是尝试用“沪源”这一曾经出现过的称呼来命名。到2011年7月22日，“腻先生”正式改名为“沪源”。“独上阁楼”如此解释：“几位读者认为腻先生名字不妥，今改名‘沪源’，南昌大楼姝华称呼过。抱歉”。在“弄堂”版《繁花》中，沪源还有一哥哥叫沪生。但是等到“收获”版《繁花》正式出版时，兄弟俩的姓名再次做了调整。弟弟“沪源”正式定名为“沪生”，而哥哥“沪生”则换名为“沪民”。将“沪生”确定为主人公之名，暗含着以沪生成为当代上海寓言的意味。从字面意义上讲，“沪源”意为“沪之源头”，显然不符合《繁花》的原意，而“沪生”则是“上海所生”，“沪民”当然也是“上海之民”，完全贴合小说展现上海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旨。 不过，这里比较麻烦的问题在于，沪生只是一个大概与新中国同岁(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出生)的一个普通上海市民。无论是出生背景，还是人生经历，他都远远没有《海上花列传》通过烟花女子观察上自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式的“传奇”，也没有《子夜》《上海的早晨》那样直接将视角聚焦于上海社会变迁的重要人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没落)那样的“史诗”，同样也没有像《长恨歌》中王安忆直接以作家兼叙述者的口吻直接将王绮瑶等同于“弄堂”、“闺阁”、“上海”的那种“隐喻”。《繁花》中的“沪生”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但他们并没有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以英雄的形象置于精神高地的顶点。恰恰相反，他们更多是以随波逐流的方式被裹挟到大时代洪流中，没能够对历史和时代产生重要的影响，只能自我适应、自我调整，于逍遥中获得暂时的喘息，于被动中寻找生存的希望。因此，要将“沪生”理解为“当代上海的寓言”需要重新寻找一个认识的基点，这就是“上海城市市民意识”。市民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其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即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外来移民获得城市居住权、职业以及各项城市权利；其二是意识的市民化，即获得市民身份后，与城市形成认同感，产生市民文化，形成市民社会。但后者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始终存在各种文化矛盾。⑤而市民意识的获得是以市民个体性的自觉和独立为前提的。因此，我们要判断“沪生”们是否具有“市民性”，首先看他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否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性格情感、欲望追求；第二，是以个体为中心，他是否也有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家庭、邻里、同学、同事为同心圆逐步扩散的；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由此确立了他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关系，这些都将决定小说的叙述形态。 但是，在整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沪生并没有充分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他更像一个参与者、旁观者的角色，参与到他的同学、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之中。以沪生为中心，人物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男性，即沪生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阿宝、小毛、陶陶，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康总、徐总、苏安等。另一组则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在他们周围的女性：蓓蒂、姝华、银凤、小珍、春香、兰兰、雪芝、菊芬、白萍、梅瑞、潘静、汪小姐、李李、小琴等。她们或是这“沪生”们童年的邻居、玩伴，或是他们长大成年之后的恋人(或者是朋友的恋人)、同事。彼此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如姝华，既是小毛的姐姐，也是沪生的初恋；梅瑞则曾经是沪生、阿宝的恋人，又是后来康总的情人；陶陶是梅瑞的邻居，也是沪生和阿宝在1980年代之后认识的新朋友。透过各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难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繁花》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熟人社会”的上海叙事。 一般的城市社会学往往认为，“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⑥因此，在许多城市文学中，“陌生人世界”往往成为观察城市、反思城市的视角。但《繁花》花了数十年的，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上海人(或者再普泛一些，所有的“城市人”都具有这个特点)始终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其中亲戚邻里关系构成了市民交往的核心，其次是恋爱和工作的交往构成了其交往圈的外围，再其次才是陌生人世界。但是这个陌生人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关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而一旦与人发生关系，陌生人也就会转化为熟人。这就是《繁花》为我们确立的“城市人‘陌生/熟识’的辩证法”。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场景：其一是阿宝全家搬到曹杨新村的“两万户”，一下子被置于一个陌生人世界。但很快，他们便建立起新的邻里关系，彼此开始尝试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起来。其二是梅瑞在与康总的交往中，频繁接触生意场上的各色人等，到第二十八章梅瑞筹备大型恳谈会时，与梅瑞有关的康总、李李、沪生、阿宝等均被邀请，总人数近四十桌。小说详细开列了各桌的排位，完全就是根据关系亲疏、彼此间的远近进行了组合。这份座次表正是以梅瑞为中心的上海熟人关系网。从陌生人世界到熟人社会的转变并不是上海城市市民自身的“熟悉化”过程，而是文艺作品通过想象再现的方式，对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建立在与“乡土社会”对立的基础上所强化的对城市片面认知的纠正。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展开“沪生”们的精神世界——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是如何塑造“上海人”及其市民意识的？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的描述中，上海一方面被指认为“移民城市”，这当然基于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大量城市移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排外”意识最强的城市，这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上海人”的意识，所谓“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之争即此。但是《繁花》中所塑造的“上海人”，却是一个并没有明显“排外”意识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繁花》的叙事重心并不指向是否“排外”，而是更加侧重于“上海人讲述上海自己的故事”的这种相对封闭的叙事系统。而这一来源于“弄堂网”的宗旨，恰恰成为金宇澄《繁花》找到了重新讲述“当代上海寓言”的视角。 以“个体”为中心，依其社交圈子而形成“熟人社会”，但这并非“上海城市市民意识”的全部。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需要引入，这就是“历史”。这里所谓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相对于“沪生”们等个体人生的“小历史”之外的属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此前宏大历史的叙事多以帝王将相、革命英雄为主人公，正是因为他们是宏大历史的制造者或参与者，叙述他们的经历，也就完成了宏大历史的叙事。这也是中国历史小说从《史记》等中形成的叙事成规；新历史小说中，对宏大历史的解构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历史人物的调侃，用野史解构正史；二是选择宏大历史中的边缘性人物，通过其偏离历史的常轨，来反思宏大历史叙事的有效性。但是，《繁花》的个人史叙述，既不像正统历史小说那样，主人公就是宏大历史的弄潮儿，也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主人公与宏大历史之间存在强烈的紧张关系。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并不以“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作为关注的重点。人物的命运固然受到大历史的巨大影响，诸如家族衰败(作为资产阶级的阿宝家被拆散，“阿宝”们被改造为工人阶级)、亲人离散(如蓓蒂的下落不明)、朋友反目(阿毛一度与沪生、阿宝决裂)，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但是，小说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没有将反思、批判之矛指向历史、政治、文化，而是有意克制住了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人物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局限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面。 作为一种典型的个人史的叙述，文本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叙述者和人物的时间意识。相对于完整而精确的具有历史感的时间意识，其规范性的形态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几，几点几分”。这种规范性的时间越精确，越表明叙述者或人物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的自觉，也越表明小说与“大历史”之间关系的紧密。但是在《繁花》中，随处可见的是“某天”、“那天”等非确指的时间标识。小说中的“时间标识”大体可以归为下面几类：其一是完全的虚指，即只有一个大概的时代范围，但没有准确的时间节点。这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显示一种发生过多次的状态，即热奈特所说的“综合性叙述”，如：“每次经过国泰电影院，阿宝就想到这段对话。”“小学时代，沪生每次经过这座老公寓”，如何如何。另一类是显示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具体时间却无法精确。如：“某日”蓓蒂爸爸带回一只兔子。阿宝“有一天”意外接到去了香港的哥哥的来信。“有一次”，祖父说爸爸“一脑子革命”。“有一天上班，阿宝发觉5室阿姨眼泡虚肿”。其二是部分的虚指，即有一部分时间的标志，但不完整。这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突出“时代”标志的，“六十年代上海，重视生日的家庭不多。沪生父母同岁同生日。”“196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沪生、姝华到中山公园看梧桐。“1970年代的上海”，马路游戏如何如何。二是突出“季节”特征的，如“早春的一夜”，汪小组与宏庆吃夜饭。“这一日江南晓寒”，康总、梅瑞、宏庆、汪小姐等去双林古镇春游。“某年秋天的夜里，芳妹陪了陶陶”去大碟黄牛孟先生那里。三是突出“年、月、日”或“星期几”等某一单个时间元素的，如“礼拜天下午”，沪生来找小毛。李李经营至真园饭店，“某个周五，邀请阿宝、沪生、汪小姐宏庆夫妇，康总夫妇吃饭。”“9日下午”，沪生到至真园。四是突出两件事情之间的时间关系的，如：“此后某日，梅瑞打来电话，告诉康总，梅瑞娘终于离婚了……隔了三天，梅瑞再来电话说，我姆妈真的走了，不可能回上海了”。“几天以后”，阿宝收到姝华的信，阿婆和蓓蒂失踪了，等等。在各种时间标识中，唯独没有规范性的历史性的时间标志。这一现象揭示出《繁花》所具有的基于“个人史”的时间意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其人生经历并不具有大历史所谓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因此，“沪生”们的人生轨迹并不需要精确化、规范化到历史时间序列之中去。所有这些“不完全的”、“非确指的”时间标识恰恰是普通老百姓基于个人记忆的时间意识——对于普通百姓(在小说中就是上海城市市民)而言，其所经历的事件的意义或具有某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或只具有某个季节性、日期性的属性，或者只与自己所经历的前一个事件有某种关系，遵从这种时间意识的表现，用这种非确指的虚化的时间标识，正好准确地揭示了“沪生”们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 明确了《繁花》所坚持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繁花》如何处理“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繁花》处理“大历史”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叙述者的叙述层面，仅仅用概述的形式，以交待结果，而非原因和过程的方式。也就是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的，金宇澄的“话本”体，擅长以白描的方式，并不过多透露作家个人的判断。如“引子”中讲完沪生与梅瑞的恋情后，“两个人关系，就此结束”，一句话交代了结果。如在第一章中，介绍人物关系和相关背景时，大多采用的是纯客观叙述的方式。客观地概述人物及其关系的变化，显示的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所保持的某种客观性历史距离。此时尽管没有出现“大历史”，但这种表述方式正是“大历史”在场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更主要的，则是在人物的叙述，即人物的交谈和对话中透露。但这里的讲述方式也不像以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其所经历事件的完整讲述，而是化解到日常的散漫的对话中。也就是说，以人物的讲述为意识中介，将“大历史”和“小历史”并置地投射到人物大脑的意识屏幕上。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其中所涉的“大历史”事件可能具有风云际会的性质，其意义有堪称星云、星系的大小，但是由于其与人物关系的远近，投射到人物意识屏幕之中后，相反成为夜空中的繁星。“大历史”和“小历史”不再具有客观真实的“大”或“小”的区分，而成了极为相似的繁星点点。在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城市变迁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历史事件都对上海城市及其市民带来巨大影响，如“社会主义改造”、“破四旧”、“上山下乡”、“造反”、“改革开放”等，但《繁花》并没有将笔墨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史诗性叙述”，而是将之投射到“沪生”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第九章写“破四旧”，则完全从沪生作为一个中学生的眼光来写，既残酷又有趣：“长乐中学大门口，两个同学，发觉了沪生的新军裤，上来搭腔攀谈。此刻，淮海路方面，忽然喧哗作乱，三个人奔过去看，是外区学生来淮海路‘破四旧’。”“沪生”们以好奇、旁观者的心态来参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写沪生和他的这两个同学，一直跟到陕西南路口，“看够热闹，方才往回走。沪生说，实在太刺激了。”于是在身边同学的教唆下，一起去剪香港小姐的裤腿，演化成一出令人触目惊心的闹剧。再比如，写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沪生的父母，热衷于空军院校师生造反，一去北京，几个礼拜不回来。姝华父母，‘靠边站’，早出夜归。沪生不参加任何组织，是‘逍遥派’，有时跟了姝华，出门乱走。”本雅明在其《拱廊研究计划》中，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辩证意象”，又被称为“凝固的辩证法”或“静止的辩证法”(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论者往往比较注重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发展运动的辩证法、卢卡奇的辩证的总体性、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之间的异同。不过，在笔者看来，本雅明方法论的重心并非“辩证法”而是“意象”。本雅明有意用“意象”替代“概念”，他的辩证法亦非抽象的“概念的辩证法”，而是极富形象性的“意象的辩证法”。本雅明特别强调“当下”之于认识历史的意义，认为是凝固的历史瞬间，倡导一种立足于当下书写历史、透视未来的“凝固的辩证法”。他曾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因为意象的历史标识不仅仅说它们属于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是说，首先它们仅仅在某一特定时刻才达到可理解性。……意象是那种来自星座的闪光在当下的集合。换言之，意象就是凝固的辩证法。”⑦来自星座的闪光可能早已在太空飞行了数百万光年，但直到映入地球上人们的眼帘的那一瞬间(当下)才显现出意义，成为“意象”。很明显，这种意象是当下对历史的凝固，透过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立足当下，反思历史。⑧在《繁花》中，所有的“大时代”、“大历史”正是以这种“星座的闪光”的方式，对人物(“沪生”们)和叙述者(或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作家本人)意识的投射。“大时代”、“大历史”之于“城市市民意识”的关系，或可如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