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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讲述作者在八九十年代关注当代文学制度问题的原因、过程，也反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由阅读和一些事件引发。作者最大的困惑可能是，在理解一个时期的文学和理解个别作家创作的时候，它的可能和有效性究竟多大？ 关 键 词：当代文学/制度/原因/困惑/反思 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的研究，近十多年来取得很大进展，成为一个热点。我在一个时期也曾关注过这个问题，主要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其成果在我编写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所体现。不过，回想起来，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处于不很自觉的状态，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因此，这些年读到许多学者这方面的论著——如王本朝、张均、邵燕君、邢小群、李洁非、吴俊、黄发有、孙晓忠等的论文和专书，以及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如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担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学到很多东西，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80年代中后期我注意文学制度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成分，并没有从文学社会学的层面来研究当代文学的自觉意识。当时其实最关心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作家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和许多人一样，我对“文革”后“新时期文学”充满期待，这种期待是以50—70年代的文学作为背景的，认为50—70年代文学是衰退、低潮时期，还计划写一本书来描述这个状况。虽然书八字还没有一撇，却已经取了“文学的贫困”的名字。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当代”作家普遍性的思想、艺术衰退，而这又是作家缺乏独立精神态度、个性精神，以及在现实政治环境下失去独立的“文学传统”所导致。也就是说，在寻找这一根源的时候，主要是从个体的文化性格和整体的文学传统这一立足于精神性的方面去想问题。为此，一方面重点搜集“跨时代”作家，如巴金、曹禺、何其芳、老舍、艾青等在当代创作、思想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去了解有相似问题的外国作家的情况，作为思考的参照。后者指的是20世纪苏联和西方有左翼倾向的作家，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卢卡奇、阿拉贡、马尔罗、聂鲁达等。我想比较他们与中国作家在遭遇革命与艺术、集体行动与个人主体性坚持这样的矛盾下，他们应对、选择上有什么样的异同。 但是这个写作计划很快就放弃了，现在看来放弃是对的。原因有这样几点。一个是，对当代前30年的文学的认识有了一些改变，严格说来是观察、处理的方式有了调整，觉得把寻找“衰退”原因这种批判性设定为前提，无助于深入了解、把握对象的内部结构和问题的复杂性。另外一个是，在80年代，我看到许多作家都在突出自己在当代的受难经历，构建他们“受难者”和“幸存者”的“身份”角色，把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制度网络”，简化为施压和受压的二元关系，撇清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便觉得单一地从精神、心理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其合理和有效实在值得检讨。 这些疑惑，这些调整，在我这里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由阅读和一些事件所引发。下面举几个至今印象仍深的事例。 80年代初，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办的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参考》上，我读到尹慧珉女士的《旧事重提》①。《旧事重提》，介绍的是《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60年在伦敦由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办，1967年移交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1963年的一个专刊，这个专刊登载1962年在伦敦召开的讨论《讲话》指导下的“中共文学”会议的论文12篇，和夏志清在会后写的《延安会后20年》。尹慧珉说到，那次会议的总体论述，是对《讲话》之后、由《讲话》为指导的文学持质疑、否定的态度，而谈得最多的是文学的“控制”。她引了论文中这样的说法：“如果和事实上的控制相比，我们倒不必在毛泽东的文学理论上多所争论”，“从我们的观点看，对中共文学的任何评论，都离不开控制问题”；而这种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又转化为作家写作的自我审查，导致“没有给作家留下在创作上犯错误的余地”。对80年代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控制”自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自我控制、自我流放(或苏珊·桑塔格在谈及卢卡奇时说的“内部流放”)的说法，当时却富启发性。特别是，当我们主要关注50—70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文学运动(当时称为“文艺思想斗争”)在控制上的作用时，《旧事重提》提到的论文，也提醒注意“日常生活”里习焉不察的制度因素，而且，控制也不只是体现为惩戒，还有更复杂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