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理论、方法的可能性，建立在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跟认知(文学创作也是其中一项)有深刻影响、制约。理解这一点对我来说倒不是难事。大学一年级(1956)上“文艺学引论”的入门课(当时使用的教材是苏联毕达科夫的讲稿)，首先传授的便是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大学毕业后一两年间，认真读过的三本理论书，也都和这个主题相关。虽说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普列哈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丰陈宝、杨民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与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不属同一思想体系，但在强调文学与社会境况的密切关系上持有相同的态度，就如普列汉诺夫在为丹纳的书辩护时所说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由它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所制约着的”⑦。——从这些书，当年我坚定了对“唯物主义”文学观的信仰，坚信文学艺术的状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境况”(在丹纳那里，“境况”指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则是体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阶级状况)决定。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对我来说是利弊参半。这既让我后来的研究与“本质主义”观念保持距离，接受“历史化”方法也不必那么费力，但也让我本来不多的想象力更加欠缺，对世界、人的生命应持的神秘感，也更为稀薄。 虽然在文学观上这么“唯物”，但80年代理解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还是需要克服观念、情感、方法上的一些障碍。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文学”，和如何讨论文学的方法。说起来很矛盾，五六十年代接受的文学教育，既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但又继承着18、19世纪浪漫派的那种文学想象。我想，当代文学的建构者其实有他们的难处：在拆解文学神秘性的时候，如何不让它沦为“俗物”，损害其意识形态功能的神圣感？因此，在将文学写作看作灵感、想象的施展，和将它看作“一种经济体制范围的职业”，将文学书籍看作“一种工业品”，“受到供求关系的支配”，以及是否可以使用实证、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来处理文学事实之间，确有不少障碍需要跨越；这也包括在文学分析中使用投资、消费、供求关系等经济学语词。 埃斯卡皮的论述对我的启发，主要还不是细节和方法上的，最大的启发是书开头的“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⑧那些话。在他那里，“文学”展开了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空间；“文学事实”既是一个“过程”(由作者、书籍、读者组成)，也指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包括文学生产、市场、消费等组成的链条中的“机构”。 这样，我在80年代末，便开始将当代文学制度问题纳入当代文学课的内容之中。这个问题比较全面展开，则是1991-1992年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当代文学专题课上⑨；讲稿后来经过整理，以《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名字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⑩。《概说》的第二、第三章，集中谈的就是当代文学的制度问题。它们涉及作家组织和文学团体、文学批评和文学运动、读者反应和书报检查、作家收入和社会地位这四方面。第二章开头的两段话，是我在当时对当代文学制度问题的基本理解： 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基于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的考虑，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的写作、出版、流通、阅读加以调节、控制。这种调节、控制，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会采用不完全相同的办法。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种调节、控制有其特殊性。这首先表现为，从50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了严密而有效的文学管理干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流通、评价等被高度组织化。这种“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控制，在实施过程中，又逐渐转化为大多数文学从业者(作家、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编辑和出版人)和读者的心理意识，而转化为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 后来在北大上课，又有进一步的补充、发挥，这体现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讲稿》(11)一书之中。可以看出，由于当代前三十文学写作、传播、消费的市场因素的制约还不是十分明显，或与政治权力的控制相比几乎可以忽略，所以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市场这方面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也留下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纯属于我个人，在其他研究者那里可能并不存在，或已解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制度与思想、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基于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境况，“制度”在我的心目中有负面的价值预设，认为它与“创作自由”相对立，需要加以批判性解构。后来检讨了这种绝对的“创作自由”想象，当然理解了“文学制度”并非是某一特定时空的现象，也不会笼统、一律地将之置于批判的位置。在制度研究上，我觉得罗岗说得好。他在引述了陈寅恪的话(12)之后说，思想和制度之间有着错综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的落实必定需要依赖制度性的保护；而制度的沿革变化，若不从思想上加以说明，则往往流于史实的铺陈，无法呈现内在的理路”，紧要的是要了解“这种依存关系下两者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思想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被体制收编；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反抗体制的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活力”(13)。普列哈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到，社会境况是通过人(作家、批评家、读者、文学决策者等)的“心理状况”作为“中介”而影响、制约艺术的。因此，某一时空的文学制度的展现与对作家等心理状况的细察之间，如何取得在研究方法上的有效关联，这是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个探索，旨在我们描述一种总体趋向的同时，不致抹去历史的多层构成和偶然性。我最近写的“材料与注释”的系列文字，也是试图在总体制度情境的描述之下，来看看人的活动，他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有着怎样的空间。这样，就不至于将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单一从思想层面加以解释，但也防止将一切都归结于制度因素。而“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如果可以这样区分的话)，或者说，外部的“物质”制度与文学作品文本的内在制度、文学成规之间的另一层关联，也因此得以有开展探索的可能。 说起来，文学制度研究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可能是，在理解一个时期的文学和理解个别作家创作的时候，它的可能和有效性究竟有多大？物质制度的研究，不论是否抱有这样的明确的目标，最终是达到破坏作家、文学写作、阅读感受上的神秘性，将“文学过程”解释为一种可视的，或许也可量化、如实验室般的可分解的物质生产过程。这是对文学的“祛魅”。这当然是研究空间的开拓，也是研究的深化。我们因此得以了解过去被遮蔽的现象，也让写作者和阅读者(批评者)处理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增加自觉性。但是，回过头也要约束这一“世俗化”过程的速度和程度，在它的限度上有所警觉。我们无需将文学过程浪漫化，但同样无需让自己成为“制度拜物教”的信徒。要是这种解析导致文学精神性的削弱，导致其应有的神圣性的坍塌，那么，我们也许要重复一位诗人说过的那句话：文学就是不祛魅！(14) 2014年8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