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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之二。80年代初，大陆作家开始出访西方。在一则有关中美作家圆桌会议的报道中，涉及了作家经济来源、生活保障的问题。当得知大陆作家都隶属某一单位，即使长时间不写作、不发表作品生活也基本无忧的时候，有美国作家开玩笑地说，我们很想到中国去当作家。面对这样的反应，当时大陆作家想必错愕，进而也会有另一番美国作家所不能了解的苦涩。这种反应引起我注意的是，两种制度下作家经济收入所构成的生存条件，和对写作产生的影响，超出我原先的单一想象。后来读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他谈到文学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和作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时，比较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说在西方国家，即使发达的国家，也只有少数人能从专业文学活动中获得同技工相等的，或高于技工的收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作家和所有劳动者那样有着经济的保障。但是，他接着说，这种保障又导致“文学过程”(写作、发表、传播、评价)与管理、控制文学的机构之间的矛盾、对抗更为明显，也“更令人难堪”②。是的，正如50年代初刚成名的青年作家刘绍棠，既有通过写作实现“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的可能(当年的三万元对普通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但也可以因触犯政治—文学戒律而成为政治、经济上的“贱民”的这种反差极端的状况出现。 例子之三。在阅读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时，1957年“鸣放”期间民盟负责人叶笃义先生的一番话引起我的注意。叶笃义(1912-2004)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全部职务，由行政8级降为13级。他在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谈到当代的“政治社会化”和“社会泛政治化”的现象。他说，目前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③。这番话让我了解到，“政治”获得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以“政治地位”来取代专业成就，在当代并不只靠观念的传播渗透，更主要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民国时期，政治地位虽然也是政府的控制手段之一，但是它的重要性和覆盖面，远不及当代。在这样的情境下，政治立场、表现，和由政治标准决定的文学成规，理所当然地成为作家的关注中心。 就是在读到叶笃义发言的前后，正好《绿化树》发表。作品中那个有些猥琐，但也执着、忠诚的主人公，经历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磨难，最终“踏上通往这座大会堂的一条红地毯”。小说写到，章永璘踏上红地毯的时间是1983年6月，而他的创造者张贤亮也正是在这一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绿化树》80年代在翻译英、日等文字的时候，译者(如杨宪益先生)提出将结尾踏上红地毯的一段删去。但作家不同意。二十多年之后，张贤亮解释当年拒绝的理由，说从50年代开始，全国就编织一套“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他作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在这样的制度中生活了二十多年；“文革”后为右派等平反，是“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被取消的标志，这“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张贤亮接着说，我们“从各自的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④我十分认同他对删去最后情节的拒绝，但理由不尽相同。作为读者我想到的是另一些问题。这个中篇当时好评如潮是有道理的，它的叙事结构虽不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公子落难—女子相助—金榜题名”的模式⑤，但作品中呈现的特定时、地、人真实、丰富的生活、心理、制度情境，远超过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也包括这个争议颇多的结尾。由此我明白，80年代的“归来”一词，不仅是指不实的罪名得到澄清、洗刷，而且必须有制度层面上的保证。被抛出轨道的“天庭的流浪儿”回到原先的“轨道”，意味着重新被这一体制重新接纳，而且因带过荆棘的冠冕而增添荣耀。毫无疑问，“文革”后为当代的诸多冤假错案平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如张贤亮说的“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全面取消、崩溃，这种幻觉的产生，应该和踏上红地毯的迷狂不无关系。 例子之四。“文革”后我就参加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具体来说，就是张钟先生组织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⑥。《概观》编写有五人参加，初版于1979年。1986年修订版出来时，我对自己在编写中的文学史观念、运用的方法就有了一些怀疑。1987年在安徽黄山开中央电大当代文学教学讨论会期间，我和张钟讨论过这个问题。针对当代文学史普遍的叙述方式——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和“共和国”建立，历史宣告翻开新的一页，进入当代文学的阶段，我说，这些历史事件固然是重要标志，但是，“新的一页”是怎样的具体内容，它是如何掀开的，谁掀开、谁宣告，没有做出必要的解释。我知道，“新的历史”的立法者和讲述者，常会将历史过程描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状态，一种合乎规律的必然进程，而有意无意模糊、掩盖它在建构、“转折”中的具体情境，包括成规转换、制度确立中发生的冲突。那时我正翻阅周扬等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华书店版)和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开明书店版)。我的兴趣不是收入其中各别作品的具体内容，而是两套丛书的不同的编辑方式、出版方式，和它们的等级关系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和出版机制的特征。我与张钟商议，我们也不要泛泛议论，或许可以选择某一个案入手，来讨论当代文学的转折与建构这个被忽略的问题，作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拓展。张钟同意我的想法，也提出他的设想。但不久，他就赴澳门大学工作(他赴任时澳门大学还名为东亚大学)。我虽然顶替他做了教研室主任，却因没有什么威信，也没有丝毫的组织能力，这个集体研究计划只好落空。 这些零星的体会、经验，80年代后期因读到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得到串联、提升。有意思的是，埃斯卡皮的著作，在大陆和台湾的几种中文译本，都集中出版于1987年至1990年间，包括浙江人民版、安徽文艺版、上海译文版和台北远流版。我读的是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于沛等选译自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文学性和社会性》(1970)两书。可以推测到，在大陆和台湾，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学问题，在当时都还是一个新的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