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文艺”《繁花》：上海人的上海地图 2013年3月，《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立刻进入畅销书行列，位列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的榜首；2014年1月，又出《繁花》的新版，这个版本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由作者手绘的十七幅插图(一共二十幅，其中三幅手绘地图在“收获”版《繁花》中出现过)。二十幅插图只有三幅与“现在上海”有关(一幅是十二章写到玲子时，插图反映的是上海人“贬日”情绪，一幅是花园饭店、一幅是关于小毛梦境“江鸥”的虚构)，再加上一幅与作家创作有关(第二十七章部分，插入“本书出版于2013年，蛇年，画蛇忆旧”)外，其余十六幅插图全部是有关“过去上海”的：其中包括四幅手绘“沪生”们活动区域的地图(包括1960年代卢湾的局部、1970年代沪西的局部、1960-1970年代大自鸣钟附近以及整个上海浦西的地图概貌)、其他均为对1960-1970年代上海典型的居住空间的描绘(阿宝家、小毛家、春香家、“两万户”)、青少年时代的活动空间(国泰电影院、君王堂、国营旧货商店)以及成为记忆的城市生活习俗(物质匮乏时代的梦幻邮票、小毛们练功的器械、林林总总的开瓶器、1960年代的时尚穿着、阿宝和雪芝镜破人散)等。插图形式的补充一方面固然体现出“读图时代”对读者阅读兴趣和品位的某种迎合，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对1960-1970年代上海城市市民居住、生活空间的某种复原。与老照片的真实再现不同，插图的绘制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作者对空间关系的某种理解和图示化，从而更好地重建“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因此，理解继“弄堂”版《繁花》和“收获”版《繁花》之后，“文艺”版《繁花》的地方性生产方面出现的新质，正在于进一步强化“上海市民城市空间意识的建构”。 《繁花》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它又是如何通过虚构性文本建构起来的？要想厘清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将小说的“内容”(“沪生”们的人生轨迹)、“形式”(小说的结构及其叙述方式)以及“生产机制”(手绘插图的增补)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从内容上看，《繁花》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大时代影响，“沪生”们所遭遇的命运转折，他们的数次搬家经历正是其命运转折的表征。其二是与“沪生”们日常生活的切身性相关的，以其居住生活之地为圆心，以亲戚同学朋友的交往为半径的“活动空间”。从形式上看，小说以双线并行的结构展开，繁体字的章节写过去，分别从1950年代末一直写到1980年代；简体字的章节写现在，主要围绕沪生、陶陶、梅瑞等人物展开，集中在1990年代。其中从第二十八章起，改为1990年代的单向度叙述，直到结尾。这种双线并置的结构建构起了“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两种不同的空间意识的对比。这一形式并不只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承载着作家或叙事者的情感价值语调，因此具有“上海市民空间意识价值”的分析维度。从生产机制角度来看，手绘插图的增补成为《繁花》小说的“新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手绘插图既非“老照片”，也非“旧地图”，后者依据其生产媒介具有某种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手绘插图仍然属于艺术创作领域，其实是作家依据其上海空间记忆，以插图形式(它有别于现在流行的“卡通”、“漫画”或者“写生”、“素描”，其绘画风格上体现出对早期印刷术时代的“绣像”和现代上海“连环画”风格的致敬)对空间意识的建构产生强化作用。正如“弄堂”版《繁花》中那些与网友交流互动的“元小说”性质的文字那样，“文艺”版《繁花》中的这些手绘插图则形成紧密的“图文关系”，丰富小说意蕴的传达。 根据“沪生”们的生活空间及其在半个世纪的变迁，可以勾勒出“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即上海人自己对其“所在”和“所活”空间的感知、情感和观念。从小说所展现的空间形态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一是根据上海城市空间的物理属性，分为“上海内”和“上海外”，其二是根据“沪生”们的活动空间的特征，分为“居住空间”(私人空间)和“居住外空间”(公共空间)。将这两种分类方法进行叠加，可以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居住空间”、“上海内活动空间”和“上海外活动空间”。 从居住空间来看，《繁花》中的“过去上海”部分主要有三家：沪生家(1971年之前住在拉德公寓，1971年之后搬到武定路旧公房)、阿宝家(1966年之前与蓓蒂一家合租的卢湾司南路附近的洋房，其祖父在相邻不远的独幢洋房；1966年之后是曹杨新村“两万户”)和小毛家(大自鸣钟弄堂三层阁的第三层，下面分别是一楼的理发店、二楼的爷叔家和银凤家)。三家分别对应于革命家庭(作为新中国上海的首批外来移民，沪生的父母是空军干部，既是新中国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响应者)、资产阶级家庭(阿宝家其祖父曾是拥有多家工厂的资产阶级，但其父亲曾是革命青年，与祖父决裂，上海解放之后又被审查关押，释放之后被剥夺一切待遇，安排到杂货公司做会计)和工人阶级家庭(小毛爸爸是上钢八厂的工人，1960年代末1971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小毛搬到莫干山路春香家做上门女婿)。如果再加上小毛家继续向北看到的棚户区，《繁花》为我们建构起了“上海人”因不同社会阶层历史上所形成的四种居住空间的类型，这种并置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的转换，构成了多元、复杂、流动的“上海居住空间地形学”。⑨空间内充斥着差异、折射着人际关系——金宇澄插图中“阿宝和蓓蒂”童年时代爬上屋顶时的温馨与1970年代阿宝与雪芝不得不分手的伤感形成鲜明对比；小毛家位于三层阁楼的拥挤与春香家两室户婚房的殷实也透露出工人阶级内部的生活水平的不同；当然还包括君王堂被拆，改建毛泽东像，然后再改建为锦江饭店的同一地点的历史变迁。沪生、阿宝、小毛家由曾经有天壤之别的居住空间到1970年代后居住空间差异的缩小(其实是沪生和阿宝社会地位的降低而导致的居住环境的“恶化”)，呈示出上海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均一化”(看上去“平等化”了)的上海城市市民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