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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民间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自20世纪10年代开始，研究者开始关注民间。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社会改革家陶行知、梁漱溟等，他们在思想上关心“变革农村”。作家将乡村作为梦想的寄托地，“至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31]民间文学研究者则认为，只有在农民身上保存了人的善良本性，他们将拯救民间文化看成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总之，从20世纪初“民权、民智、民识”就成为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他们意识到“民间”的重要性，认为拯救和改造民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只是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32]。知识分子的立场设定为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延安时期，民间形式受到极大关注与欢迎。他们采用民间的形式，向民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政策。在这一时期，“民间”话语形式成为延安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凭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是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但新秧歌剧由于创作仓促，很多都不成功，正如贾芝日记中所记载“1946年10月14日：晚饭提前一点钟，因为要演秧歌。但三个节目皆颇失败;匆匆拿出，缺少修改。”[33]吴晓邦在延安参观时期，他看到新秧歌锣鼓点敲击得很精彩，能够动人心弦;而舞蹈动作却简单、平淡，令人不满足。“譬如，我看见他们扮演的工农兵，形象是一律的，却未见到具有不同形状、不同性格的形象;我看见他们的基本舞步和队形的变换，又是那样一律的整齐，却未见到穿插于秧歌舞之间的有人物、有故事的精彩表演。总之，我看见的是一览无余，却未唤起我多少想象的东西;我对它感到新鲜活泼，然而兴味不浓。”他意识到“我们如果真的是拜群众为师，不从城市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喜好出发，而是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并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全面发展民间秧歌舞蹈的精华.那它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的。”[34]可见当时学者已经意识到，新秧歌剧中的形象、内容以及创作规律都被简单化、平面化了。但很多学人将这一情形归结为民间文学的模式化、单一性。实际上，陕北秧歌承载了民众的生活，它“在民间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家庭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35]民间文化有着自己严谨的逻辑结构，陕北秧歌陕北民众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也寄托着民众的文化想象。因此新秧歌运动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处理复杂的民间文化结构，其中的核心就是民间立场。 从上述新秧歌运动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新秧歌可以说是成功借用民间形式，自如运用民间语言创作的一个典范，它构建了生活运动、家庭关系、政治生活、军民关系的“民间世界”，也在文学史上创造出了《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典范剧目，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知识分子作为权威话语的代言人，对民众的宣讲与启蒙，运用官方立场置换民间立场的文学表达。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别有诸多标准，但在以新秧歌运动为个案分析中，它们之间的重要分水岭就是立场问题。这是新秧歌运动没有实现其民间性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当今社会开发与使用民间文学形式需要警示之处。 原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