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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学的重要部分，也是民间文艺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它在形式上借用了陕北秧歌，但它重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间世界”，其核心环节就是转换了民间立场，成为权威话语的一种文学表达。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别有诸多标准，新秧歌运动中所展示的是立场问题为分水岭。 关键词：新秧歌运动 民间 民间立场 近年来，延安文学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越来越被学界认可，但是作为延安文学一部分的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则涉猎较少，它在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少被论及。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时期文艺的典型代表。1943年，以鲁迅艺术学院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为开场，迅速发展起来。至1944年春节，延安几乎各机关、部队、学校、村庄等都设立了秧歌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①]秧歌得到空前的推广与关注，它无疑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重要篇章。秧歌剧跨戏剧史、文艺史、文化史等领域，它的性能是众多学人关注的焦点，其中新秧歌运动的民间性是研究的核心，从民间文艺学角度对其进行解析具有关键意义，同时也可以触动不同领域对于新秧歌的理解。 一 秧歌是遍及中国南北的一种民间文艺。清朝道光年间刻本《清涧县志》载：“十五上元，城乡各演优伶杂唱，名曰秧歌。”[②]关于秧歌的起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秧歌是在插秧季节，由农民边工作边哼唱的“田歌”逐渐发展为有舞有歌的“秧歌”。“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③]这类秧歌主要指南方秧歌，但现在南方大部分地区秧歌已经不再流行。二是祭祀舞蹈。根据对出土文物的考证，北方秧歌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1981年陕北延安甘泉县宋金古墓出土的秧歌画像砖雕证明，陕北秧歌(舞蹈形式)早在宋金时代，已在陕北广为流传，而且发现了现在陕北地区古代秧歌是为祭祀二十四星宿而舞的记载。入明以后，继有发展。明初弘治本《延安府志》记载了当时陕北秧歌的盛况：“舞童夸妙手，歌口逞娇容。男女观游戏，性醪献国(皇)”[④]。清代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为传统秧歌的繁荣时期，清道光《神木县志·艺文》载有刘喜瑞《云川 灯文》诗云：“秧歌唱共趁霄晴，客岁中秋夜月明，我道祈年还祝雨，入春阴雨最宜耕。” 就秧歌的意义而言，大概可归纳为现实生活的表现与宗教意义两类。陕北秧歌就属于一种宗教意义。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载：“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项祀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边远山区至今还保留着‘神会秧歌’之称，过去每年闹秧歌之前，先要在神会会长(主持或会首)卒领下进行‘谒庙’，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难，岁岁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此可见，陕北秧歌活动是具有功利目的的一种风俗祭礼。过去有不少人自幼就参加秧歌活动。目的就为报答神恩，进行还愿，表示对神的虔诚，这也是形成秧歌活动广泛群众性的一个重要方面”。[⑤] 陕北传统秧歌在内容上主要是娱神、娱人的表演，最初它没有特定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也没有故事情节。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民众不断修改、加工，秧歌艺术逐渐有了故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人物互相之间形成一定的矛盾、纠葛，人物在表演动作的同时，还有按民间曲调演唱的唱词，演化为秧歌戏，但它不直接表现民众的现实生活。一般在春节前后演出，表演人员主要为男子，即使女性角色，也由男性装扮。秧歌队在春节前后，会在村头、院落、寺庙、广场等地进行表演，又被称为“沿门子秧歌”。 秧歌队按村中情况依次走串各家表演，以表祝贺，这一行为含有祈福保平安之意。拜年后各家也要给秧歌队赏钱或食品，因此“老百姓又称它为‘溜沟子秧歌’”;接下来是“搭彩门”，它是与邻村互访互拜的一种秧歌比艺活动。与宗教信仰极为密切的就是最后的转九曲。人们穿行于复杂的阵图，目的是为了消灾灭难，求得来年吉祥如意、风调雨顺。同时对于农民而言，这又是一项娱乐活动，他们要跳得高兴，玩得痛快。因此在小场子里有二人或多人的表演，爱情成为这些表演的主要主题。其特点有的风趣幽默;有的夸张滑稽;有的突出表演者的武艺;有的则是直自地表现打情驾俏，“老百姓称之为‘骚情秧歌’”。[⑥] 在新秧歌出现之前，陕北传统秧歌剧目主要角色是生、旦、丑小戏，多表现男女爱情、生活情趣，有独唱、对唱和齐唱等形式，常演的剧目有《打花盆》、《夫妻逗趣》、《捎金簪》、《观灯》、《苏州请客》等。传统剧目中，重要的角色伞头在秧歌队伍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谒庙时，他神情严肃，表演庄重，充当神人沟通的中介——祭司的身份;在广场、庭院中，则是调笑戏谑的高手，极尽娱人之能事。秧歌戏表演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打火塔”，秧歌队要围绕火堆表演等[⑦]，这一情景表现民众对火的崇拜，但在秧歌戏发展过程中，这一宗教因素逐渐隐匿。秧歌戏在陕北各地是民众祭社的重要活动，这样秧歌就成为村与村，家族与家族、户与户之间沟通的一个方式。在秧歌戏发展过程中，信仰的因素逐渐式微，娱乐性增强。它无论角色、表演方式、表演场景都是纯粹的民间话语，历史上曾屡有禁止秧歌表演的政令，但丝毫没有影响它在民众中的影响。“清代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为传统秧歌的繁荣时期，陕北城乡，村村社社都有秧歌队，男女老幼，全部参加。每遇春节，他们走村串户，四处演出。村社之间互相比赛，红火之极，当地称为‘闹秧歌’”。[⑧]20世纪30年代末舒湮参观延安时，亲眼目睹了陕北民众的秧歌活动： 那天晚上(上元节——笔者按)，延安大街上两旁店铺都在廊檐下扎彩张灯，过了酉刻，索性连门也掩上，在门口列着几排长凳，留作观灯的坐席。我们从城回到旅店，正想走出去吃饭，招呼店伙替我们锁门，谁知他们也都去看热闹了。饭馆灶上封着火，满街全是看灯的人。我们既无处找饭馆果腹，只好也跟随众人后面，忽南忽北，恭候花灯行列的过市。[⑨] 陕北传统秧歌是敬神的信仰活动，民众通过秧歌戏与神沟通，祈福禳灾，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秧歌表演与社火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民众祭社神的重要部分，也正因为这样，秧歌表演在古代有了合法的外衣，因为自商周以来庶民阶层只有社祭与祭祖的权利，在社火表演中，秧歌成为重头戏，陕北很多区域就将秧歌称为“闹社火”。祭社中，秧歌突出了村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是“平日单调生活、辛苦劳作的调节器”[⑩]，正如孔子所言“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1]总之，陕北传统秧歌戏是民众天地人和谐观念的体现，同时展现了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