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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出版量大为减少。 陈建华：当然这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有所下降，与全球化和英美文化霸权的语境有关，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从90年代起，中国掀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对文学的兴趣也大为减弱。此外，随着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社出书须购买版权，客观上也使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变得比以前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俄语文学界是如何辛勤劳作，保持对俄罗斯文学的连贯关注的？ 刘文飞：尽管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度不如之前，但中国学者的工作却没有受影响，且硕果累累。首先，即便是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也一直处在中国翻译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每年都仍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面世，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等俄罗斯主流作家的新作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这使得我们一直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的连贯关注。其次，俄罗斯文学在当今中国或许得到了更严肃、更理性的接受。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界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一代俄语文学研究者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同时也正在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前辈学者的风格，比如：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研究者头脑中的条条框框和自设的“禁区”比较少；在研究中注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出版条件也使这一代学者大多能及时地推出自己的成果。其表现之二，就是即便读者数量减少，但现在读俄罗斯文学的人是真正爱文学的人，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俄罗斯文学已回归文学自身。 托尔斯泰文学的强大渗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认为，俄罗斯文学是道德的文学，是人道主义的文学，是托尔斯泰的文学，这种文学传统，尤其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建华：这种影响可以说长久地存在。托尔斯泰式的文学，其鲜明的民主意识、强大的道德力量，对社会、人性及生命意义的探索，以及其史诗般恢弘的气势、广阔的涵盖面、散而不乱的结构，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王富仁教授就认为，鲁迅于1913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文言小说《怀旧》，“已经分明地表现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其前期作品“都是连在俄国文学这个始发点上的”。据茅盾先生所说，其《子夜》的结构布局、主线与复线的展开，“尤其得益于《战争与和平》”。巴金在其代表作《家》的序言中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他在《家》中对鸣凤这个悲惨人物的塑造，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到《复活》中玛丝洛娃的启发。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卡了壳，是托尔斯泰“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句话让他开了窍。张炜曾自述他所受影响最大的几个作家，其中多是俄苏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我写《古船》时受他影响很大，我的面前常常闪动着他朴素而高大的身影”。 《中国社会科学报》：《藏獒》的作者杨志军曾言：“俄罗斯作家一生最焦虑的就是精神救赎，他们一出生面对的就是信仰，这种对信仰的挣扎和痛苦造成了他们不朽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次怀疑，就是一次精神再造。”所以他说：“面对俄罗斯作家，我很惭愧。”有人说，俄罗斯文学具有中国文学所缺少的精神高度、灵魂深度，是这样吗？ 刘文飞：这个问题要从这样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第一，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下半期的俄罗斯，的确是以现实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识别符号的，这一强大的文学传统不仅影响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对其他许多国家和语种的文学都同样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文学。第二，由于前面提到的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左右，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换句话说，就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规模和范围而言，就其在读者内心和社会生活的渗透程度而言，中国有可能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第三，中俄两国文学相对紧密的关联，又使得人们常常会将这两种文学相互比照，论长道短。但是，在做此类比较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无意地放大两种文学中相异的成分，或者说是在有意地比对两种文学中差异最大的部位，比如，中国文学相对而言是世俗的，非宗教的，因而是较少教谕色彩的，是唯美的，而俄国文学则是具有浓郁宗教感的，是注重现实的，是具有忏悔意识的，老是在这个层面比较，自然会得出所谓中国文学“缺少精神高度和灵魂深度”的“结论”来。我们很少反过来想，比如，《离骚》的大浪漫情怀，《红楼梦》中精致的生活细节，《聊斋志异》的奇幻世界，也是俄罗斯文学很难比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尤其推崇这几部中国文学作品。不同语种、不同民族的文学很难做绝对的比较，也往往很难分出高下来，关键在于比较的方法和角度，以及这种比较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索和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