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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们确定自己精神的在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人，如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还有被视为“最后一位阿克梅派诗人”的布罗茨基，他们的作品不断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我们发现，中国读者对其有着持续的阅读热情。为什么白银时代诗人的作品会在中国成为一个阅读热点，并在人们心底激起长久的回响？ 刘文飞：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旁证了我对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因为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是对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扬弃和背离，如果说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那么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则主要是现代主义的。以布罗茨基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期俄语文学，则更被人称为俄罗斯文学的青铜世纪，甚至被视为后现代文学。这样一种与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相去甚远的文学在中国也受到欢迎，这说明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也开始呈现出了多元、多面的局面。当然，在以现代主义手法为主流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中，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强大的宗教感、道德感和使命感，也许正是这两者的悖论结合，才打动了中国文人的心。至于我翻译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和《悲伤与理智》等书受到国内读书界的欢迎（前者获2013年《新京报》年度最佳文学类图书奖，后者名列2015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榜），除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受重视这一大背景之外，其作者的受难者身份，其作品独特的文学性等，无疑也是引起我国读书人关注的重要因素。 陈建华：其实对于白银时代的诗人，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过少量介绍。80年代随着苏联的“回归”文学热，这些“回归诗人”的作品也开始在中国陆续出版，不过形成规模还是在90年代之后。之所以构成阅读热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这些现代主义诗人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年轻诗人有更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诗人欧阳江河所说：“这些诗人的诗歌，影响了年轻一代中国诗人的良知和品质。”诗人王家新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茨维塔耶娃的诗……却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从他（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这种清晰的精神轨迹，可从中国诗人为白银时代诗人写下的众多献诗中找到，如张枣的《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西川的《远方——给阿赫玛托娃》、黄灿然的《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歌》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