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炯，福建福安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数十年来他遵循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方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文艺实践相结合，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现实、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诸问题和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均做过比较深入探讨，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有评论集和专著20余种，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重大学术成果”向社会推荐。其新著《文学透视学》根据马克思的系统观点和现代系统论，并努力继承我国文论的积极成果，建构了文学理论的新的系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做了新的探索。 中国文学从远古神话传说和歌谣，到诗经、楚辞和春秋秦汉散文、史传文学，以迄魏晋诗文、小说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戏曲，还有民族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再到新文学诞生，不断丰富创新。进入现代，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给予中国新文学以强大的影响，使之走上人民文学的新时代，在文学现代化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并继续作出世界性的贡献。 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新文学的导向性影响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张炯教授。 1 中国文学经典两大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文学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您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能否简要概述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张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有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马克思说神话是人类童年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界的产物。可见它属于人类早期的口传文学。我国文学大抵上可分为“前文学”、“大文学”和“新文学”三个阶段。“前文学”即文学的萌芽。如早期的神话、传说、歌谣，它们虽有娱人的作用，还有保存历史记忆和敬祖、娱神的作用，往往与历史意识和宗教意识分不开。文学的功能与人类其他意识的功能混在一起，钱中文先生称为“前文学”。我赞成这种划分。所谓“大文学”，是基于我国大多文学史著作,除介绍诗经、楚辞、汉赋和历代诗文外，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文字，包括《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和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著作等历史、哲学、政论文字都当文学来介绍。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延续到清代。至于“五四”后的“新文学”，不仅因为用白话文写作（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明清的小说已经多用白话），还因为从西方引进了美文学的概念，把审美定为文学的本质功能。这样，就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政论著作等排斥在文学之外。当然，从文体分，我们还要注意“大文学”时代在唐以前以诗文为主导，宋元明清则过渡到戏剧、小说为主导。到了“新文学”则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主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文体并涌现出许多文学经典，它们有何优良传统并对后代产生影响？ 张炯：我以为，我国的文学经典体现了两大优良传统，一是以人民为本的意识。从孔子认为“仁者”就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白居易的“唯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民本”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头，关心人民的疾苦。它体现了我国文学发展中的深刻人民性以及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传统。当然，我国文学也有道家和释家的思想影响，但儒家思想是主流。二是创新意识。古人说“文贵创新”，“唯陈言之务去”，认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以诗歌来说，楚辞的内容和形式都因创新而别于诗经。后来出现五言诗和七言诗，包括唐代的律诗绝句和宋词那样的长短句以及更近于口语的元曲等。小说领域也如此。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唐代的变文和宋代的话本，后来的弹词宝卷又发展了韵文与道白结合的传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则转到以“说”为主，但仍存留若干诗歌。“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包括小说，由于吸纳西方的文学经验，其创新的幅度更是有目共睹。正是这种不断创新，使得中国文学每个时代都能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形式上有新的创造，使得我国文学生气勃勃，不断丰富发展。上述两大影响，今天仍然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