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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理论研究对现实的关注及其学科建构意识 2017年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有着强烈的解决问题和中西汇通的意识，表现在如下方面： 1.对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关注。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制约着文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每当文艺理论家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总会回过头来审视这些问题。在《文学的发生——“文学一家言”之一》中，杜书瀛认为文学和语言同时产生，“最早的语言文字显现出诗的最原初的本性，诗就是在语言文字中发生的；最初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最原始的诗，就是最早的原始形态的文学”。(47)王元骧在文学的本质观上坚持一种“能动的反映论”，他认为“只有按能动反映论的思想，把‘体’与‘用’，‘潜在的’价值与‘实在的’价值统一起来，才能充分显示它的性质，确立评价其优劣的客观标准”。(48)南帆在《文学、文学性与话语光谱》中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在南帆看来，“文学并非来自某种孤立的本质，而是各个话语系统相互博弈的历史性产物”。(49)与其持有的“杂文学观”相对应，南帆对文学理论的看法也是比较宽泛的，在《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一文中，南帆反对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无功利的理论态度，他认为文学理论不仅仅只是一些文学术语和概念的集合，而且必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历史之中，参与到意识形态的角逐之中，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会直接投身到公众事物之中。(50) 2.对文学新现实的关注。随着文化产业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各种新的文学现象，2017年的文学理论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吴迪龙对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审美风貌做了考察，他认为，“传统文学写作中‘雅’是共同的审美标签，而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写作，‘俗’是最直观的审美追求”。(51)胡友峰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电子媒介时代审美范式发生了从‘形象’向‘拟像’的转型……文学形态从‘读’转向了‘看’，文学功能从‘文学性’转向‘娱乐性’，文学趣味从‘精神性’转向‘世俗性’，文学理想从‘审美救世’转向‘娱乐消费’”。(52)基于与以上两位作者相似的看法，杨柏岭认为“应该立足于媒介发展规律……通过新媒介时代的文学经典培育，重塑文学精神，更新文艺学的内涵与外延”。(53) 3.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当代中国。高楠认为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转型现实越来越需要理论的批判维度，(54)这正好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和繁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历史机遇，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诸多当代问题的研究中必将收获更多成果。(55)刘方喜认为当代文艺思想的历史叙事有着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突出表现为文艺学科的过分独立化以及对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忽视。刘方喜认为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将“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经济史)”等结合起来，以克服这种不良倾向。(56)党圣元对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简要的述评，他认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该借鉴其研究方法，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资源(古代文论)问题，并对之进行整体的和有机的思考。(57)杨建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借鉴和价值重估，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分析结合了起来)，超越了苏联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及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批判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58)傅其林认为“人民文学”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阐释中国文学经验和繁荣中国文学有着历史意义，但它也持续面临着各种挑战，就当下来说，需要将这一概念从政治范式转化为伦理范式，以期其更具生命力和现实意义。(59) 4.中国视域中的西方文论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2017年的中西文论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中国当代意识，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当代中国眼光来看待中西文论。蒋述卓认为海外华人的文学理论研究“已成为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特殊的境遇，海外华人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具有着“立足传统而承接现代”、“求诸西学而求发现中国”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0)周启超考察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状况，他认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已经被当代中国学界(甚至民间)广泛接受……甚至有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的‘陌生化’理论”。(61)此文暗示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安静详细考察了“形象思维”一词在俄苏文学中的流变，描述了这一概念从艺术领域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安静之所以研究这个话题，是要借此丰富形象思维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维度。(62)张文初将西方的现象学和中国的意象论作了对比，他认为“现象学和意象论都有对既定理性观念第一性的排斥，但两者的‘排斥’有深刻的差异”。(63) 古代文论研究在2017年同样有着当代意识和中西汇通意识。李春青对盛行中国四十多年的“中国抒情传统”说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这一说法是“以西律中”的结果，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李春青认为合理地利用西方理论的方法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学实际，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发现按照以往思维方式不能发现的问题，再根据中国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来调整、改造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使之可以契合中国的研究对象”。(64)翟彬对“新学语”的输入看法较为乐观，他认为“引进‘新学语’，直接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65)陈雪虎认为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史、论、释”相结合的理论自觉，这三种方法虽然各有利弊，但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66)李健则在“创作动机”这一问题上对中国古代文论做了具体的现代转换，他认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创作动机论有三个理论自觉：“第一，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内在动力，它必须借助于外物激发才能显现出创造的价值；第二，在创作感物的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有时是确定的，有时是隐蔽的，从而，形成了创作动机的确定性与隐蔽性特征；第三，创作动机促成了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与自然万物产生感应。”(67) 5.批评理论的重构及其强烈实践旨趣。2017年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这和近些年文学批评的“不及物”状态以及脱离读者需要的倾向有关。杜书瀛直斥当下批评的诸多弊端与不良风气，同时他呼吁从细读文本、知人论世等五个方面改造文学批评。(68)曾洪伟认为应该从重建人民性、重续中国批评传统等方面重建学院派文学批评。(69)王洪琛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坚持“作品的在场”，不能做与对象无关的批评，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看，还应该“坚持中国立场、共享文明成果、会通中西资源”。(70)李春青则通过文学形式的分析来考察作品政治倾向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批评作为一种“文化诗学”自有其价值和意义。(71) 6.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2017年文论研究的当代意识还集中体现在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上。南帆认为引进西方文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能否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72)对此曾军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应将“中国问题”作为中西方文论共同讨论的平台，并以此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73)张进则对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元理论”、“后理论”、“反理论”作了辨析，他认为这些都可以被文学理论吸收并成为文学理论自身。(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