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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强制阐释论”的探讨及其扩展 对于“强制阐释论”的探讨仍然是2017年学界热点之一。和前两年的探讨相比，2017年的讨论已然从批判西方的“强制阐释”，转向探讨作品意义、作者意图和更为基础的阐释学问题，并据此探索建立当代中国阐释理论的可能性。 1.对张江“强制阐释论”本身的探讨及运用。张隆溪对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表示认同，他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更深入系统，但同时也有理论取代文学而产生张江所说‘强制阐释’的趋向”。(14)在张隆溪看来，“真正有说服力的阐释，一定是考虑到各种因素，可以把文本意义的总体解释得最完满圆通、最能揭示作品的意蕴、最合情合理的解释”。(15)李自雄高度认可张江对“强制阐释”的批判，他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应该走出一条自主(以当代文学实践为主体)、开放(对包括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等因素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开放)、汇通(融汇古今中西的各学科理论)的道路。(16)赖大仁对张江和米勒关于解构和阐释的对话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张江更多站在寻求文学和批评阐释活动的普遍规律性的理论基点，更为注重文学和批评阐释的社会性价值取向；而米勒则更多站在强调文学和批评阐释活动的个体独特性的理论基点，更为注重文学和批评阐释的个体自我体验与完善的价值取向”。(17)他认为双方各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文学研究者都有很大启发。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意大利摩德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的几位学者的观点就较为接近当代德国阐释学的看法，而对张江提出的论点有所保留。不过讨论也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们也承认阐释是有边界的。(18)李庆本基本认同张江对“强制阐释”的批判，但他认为对待“强制阐释”又要分出不同情况，他认为“基于外在压力或是政治强权而进行”的“外在的强制阐释”是应该反对的，而“基于阐释者自己的主观立场或‘前理解’而作出的”“内在的强制阐释”，则“是阐释的常态，不该受到过度的苛责”。(19)陈仲义部分认同张江对“强制阐释”的批判，但他同时认为“强制阐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可取性，在他看来“强制阐释”是否可用，关键要看阐释主体在运用“强制”时是否得当和“自律”。(20)同样，付建舟在肯定张江“强制阐释论”的独创性的同时，也反对张江对“场外征用”和“赋予意义”的批判，他认为“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交叉研究，借助于‘场外理论’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赋予意义”，他认为此乃批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21)陆扬则认为“作品文本的意义之源……神出鬼没，游移在读者、作者和语境之间。而语境的代代更新，令经典作品的意义得以与时俱进”。(22)在陆扬看来，寻找作品的真正意义就如同寻找上帝和逻各斯一样，必将面临困顿。 2.“强制阐释论”的延伸之一：关于作者意图与文学作品意义的讨论。针对作者意图与文学作品意义，张江与英国一些学者进行了讨论。张江认为对文学文本可以有多元的解释，但不能彻底否定作者对文本的构造和意图，英国学者们则表达了不尽相同的观点。(23)美国学者威廉·欧文的观点与张江较为接近，他极力维护作者意图的地位以及其在作品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同时认为恰当的阐释不能忽略作者和文本，据此他提出了“源作者”和“源阐释”的概念。(24)周宪对威廉·欧文提出的“源概念”、“源作者”概念充满了期待，认为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缩小“作者捍卫派”和“作者驱逐派”之间的分歧，在未来或可形成一种新的解决办法。(25)意大利学者马西莫·里奥尼认为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特别是符号学方法的批评准确而中肯，他认为可以对符号学方法做出改进，以期“阐释的忠实性”得到体现。(26)陈晓明回顾了“作者之死”与“意图谬误”等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这些理论的产生有其时代必然性，但他认为在文学缺乏思想力量的当下中国，有必要再次高举作者，通过批评去阐释作者的思想，去重振文学的思想力量。(27)赵炎秋表达了一种折中的观点，他认为“从发生论的角度，作者意图的在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作品论和批评实践的角度看，作者意图又不是文学阐释的唯一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因素”。(28)段吉方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追寻来说，“意图论”和“反意图论”应避免进入二元对立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需要在作者意图、文本以及阐释过程性和理解性的阐释的循环中实现。(29)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文学作品意义之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部分文章以笔谈的方式在2017年发表。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托马斯·帕威尔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有三个主要来源，即世界、作者和作品(文本)，而对于世界的强调容易产生脱离文学的“功利性”，所以他呼吁：“我们应对文学作品(包括作者)本身原本旨在告诉读者什么内容和意图，给予全新关注”。(30)朱立元全面回顾了西方文论从“作者中心论”到“文本中心论”再到“读者中心论”的转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说明了这种转变的极端倾向及其弊端，因此他赞成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中对“读者中心论”的批评。他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应该是由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创造的，是在作者、作品文本和读者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动态流程中不断生成的”。(31)高楠则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作品与接受者的关系，意义在接受中生成知觉表象、共相一般、历史延续等多重形态。(32) 3.“强制阐释论”的延伸之二：关于阐释学的讨论。对作者的意图的追索、对作品的意义的探求以及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等问题到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阐释学问题，因此关于“强制阐释论”的探讨也必然要进入这个环节。毛宣国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要有自己的阐释立场，即“坚定文化自信，重视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阐释经验”；“借鉴西方文论的阐释经验，树立批判反思意识”；“以平等对话的心态看待文学理论的现状与发展”。(33)张江写了三篇文章阐述自己的阐释立场。在《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中，张江批驳了百年来西方文论的阐释“无限开放”、“无确定性”、“无中心性”的观点，在张江看来，“文本是自在的，不能否认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意义；文本是开放的，不能否认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34)在《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二》中，张江继续对阐释的不确定性进行批判，他认为“阐释本身是人类理性行为……它必须以确定性、真理性追求为己任”。(35)作为“强制阐释论”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为了在阐释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张江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在这篇文章中，张江尝试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公共阐释”。而且张江还对“公共阐释”的内涵和特征予以了详细说明，他认为“公共阐释”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36)且具有“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等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