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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元后期开放式的总集编刊形式体现了元人追求详备的编撰思想，但元人总集往往显示出草率、粗糙的特点，如《皇元风雅》《大雅集》均对所录诗歌缺乏认真拣择，结构比较混乱，体例未经精心裁剪(71)，这与元后期总集编撰的民间性、自发性有关。此期几乎所有的总集编撰均是个人自发的文化活动。《宛陵群英集》是汪泽民闲居宣城时应宣城乡贤施璇之请编撰而成，之后又由施璇为之锓版刊行的。《绣川二妙集》是黄溍为保存乡贤遗风余韵，独自访求乡辈傅野、陈尧道家藏遗稿，合而成集的。《元文类》虽受到官方的格外重视，由官方批准刊行，并委托西湖书院负责校勘镌雕，但此集的编撰缘起并非官方行为，而是出于苏天爵之个人志趣，并且是倾其个人之力的独著。由于“文倡于下”的社会文化特征，元后期编撰者文化素养良莠不齐，甚至许多选者为书贾商人，不见史载。相比而言，明清两代诗歌总集编撰则逐渐受到官方重视，多有由政府组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社会声望的学者共同参与的重大文化工程。并且，由皇帝牵头参与的御选类总集亦有相当成果，如《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唐诗》《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等。明清两代诗歌总集在体例与系统性上较元代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不可否认，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文化形态在元代后期开始萌芽，元后期总集的繁荣预示着文化总结时期即将到来。一则，追求详备的总集编撰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总集的编撰，如《皇明诗钞》《圣明风雅》《国雅》等，而这种编撰思想在明、清两代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风气。再则，元后期总集编撰体例为明清两代总集编撰提供了有益启示，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四唐说”的提出明显借鉴了杨士弘《唐音》对唐诗的分期。质而言之，元人元诗总集在总集编撰史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开放式的总集编刊形式对诗学史的发展亦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