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总集编刻的开放形式促成元后期诗学观念的多样化 “旋得旋录”“反复编刊”这种开放式的总集编刻形式与元后期文人以诗存史的文化心理密切关联，例如元明易代之际遗民文人采诗存史而编成的诗歌总集。而伴随方志的修撰，元后期乡邦诗歌文献的整理编撰也更为繁盛。出于以诗存史，保存一代文献的目的，元诗总集编撰者秉持追求详备的编撰思想，以一种包容的文化心态，客观对待诗学观念的差异性，促成了元代后期诗学观念的多样化。 元代海宇一统所带来的大氛围、大气候点亮了文人心灵中理想的火种，至元代后期亦未曾熄灭。至正初期编成的《大元一统志》《宋史》等典籍，以卷帙浩繁、篇幅庞大著称。同样在诗文领域，虞集以为元代文运之盛“虽古昔何以加焉”(23)。戴良也认为西北之诗见于《国风》者也不过邠、秦而已，而元代舆地“去邠、秦不知其几千万里”，元代诗人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加之王化大行、民俗丕变，因此虽成周之盛也无可比拟(24)。后世评元诗成就，每引戴良《皇元风雅序》，承明清诗评家意见，认为元诗巧而类词(25)，只注重技巧与华辞，缺乏雅正精神，以“溢美说”否定戴良之论。而这种判断其实指向的只是问题的是非属性，即元诗应该是什么样；而疏于对其原委的考究，即为什么元人认为元诗是这样。在元后期总集编撰者的意识中，对元诗成就的定位是基于他们作为编撰者的文化职责，他们只是要找到能够将一代文化传之于后的理论依据与标准。戴良《皇元风雅序》云： 气运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诗之变化，亦每与之相为于无穷。汉兴，李陵、苏武五言之作，与凡乐府诗词之见于汉武之采录者，一皆去古未远，《风》《雅》遗音，犹有所征也。魏晋而降，三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唐一函夏，文运重兴，而李、杜出焉。议者谓李之诗似《风》，杜之诗似《雅》。(26) 戴良的理论依据是“文章与时高下”，即诗运关乎气运。他认为魏晋乱象导致卑弱之辞不值得复古，而汉、唐承乎礼乐，王化大行，诗歌亦濡染其气。从元代前期姚燧、卢挚、刘因、赵孟頫到元诗四家之范梈、虞集、揭傒斯、杨载，以及马祖常、萨都剌、余阙等色目诗人，都能够乘元朝君主深仁厚德、涵养天下的仁义之气以为诗，甚至“岩穴之隐人”“江湖之羁客”“戴白之老”“垂髫之童”也均能餐淳茹和，以鸣太平盛治。以此推演，作为礼乐承继的元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诗学发展链条中的一环。承接前规的元代诗学也因此可以“格调拟诸汉唐”“理趣资诸宋氏”“优入乎周德之未衰”(27)来定位。故而他们对元诗定位的标准正是“化先于政，知诗为教”的风雅正声和“本乎人心，契乎天理”的情性之正。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合乎“情性之正”的诗歌采编成集，以备史缺。 有元一代，文人采诗之风兴盛，刘将孙说：“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定非世道之复古，而斯文之兴运哉!”(28)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载元朝统一海宇后，文人历观都邑山川之盛与人物文章之美，“缘古而采诗”(29)。然而承平时期“斯文兴运”“缘古采诗”的轻松自适在沧海变迁的战乱时期已不见踪迹，采诗活动成为遗民文人迫切的任务。戴良《皇元风雅序》说： (丁鹤年)一旦退处海隅，穷深极密，与世不相关者几廿载，于是当代能言之士，凋落殆尽，而鹤年亦老矣。乃取向所积篇章之富，句抉字摘，编集类次之，而题以今名，良窃溯其有合于圣人删诗之大端者为之序。庶几同志之士，共谨其传焉。(30) 戴良的语气透露出一种深沉的焦虑感。江山倾覆，生灵荼毒，能言之士凋落殆尽，而有志存史者垂垂老矣，但一代之篇章、群贤之美制，却亟需整理删述。同样，王礼在编辑《长留天地间集》时也意识到“丧乱迄今，百不存十，惧其复失，思锓梓广传”(31)的紧迫感。与唐人诗歌总集编撰有厚重的诗歌积累以及精细的品鉴，从而表现出从容的心理特征不同，元人的开放心态多少带有被迫、急促的特点。元廷国祚短促，未足百年，基本的社会建制始终未能理顺，尤其至元末，社会矛盾连环引爆，犁庭扫穴的易代战火遍燃中原。元后期文人对文化一统、文德远被的追求和渴望，以及他们的文化自信，似乎转化成一种急切地想要把有元一代符合他们风雅标准的诗歌统统纳入其总集的行动。在时代的局限中，元后期文人充满焦虑与惶惑，文化之酒杯刚刚端起，未及细品，便在草原民族的悍马上被颠簸着不知怎样下口，于是囫囵吞下，说不清如何之好，如果说有一点好，那便是毕竟酒已下肚，酒香犹在。这种文化心理在元人总集编撰过程中形成两种心理暗示：一则在文化宽松、精神自由的时代氛围中，诗人、诗作多符合“风雅”标准，故而不以人品齿爵论；一则在选编诗作时抱有追求详备的态度，唯恐有遗珠之憾，只要是选者所得之诗便可以随时收入。苏天爵编《元文类》，以“载事”为其首要目标，“不以微而远者，遂泯其实；不以显而崇者，辄襮其善”(32)。蒋易《皇元风雅》不仅辑当朝杨载、范梈、虞集、黄溍等名家诗作，亦收入何失等隐逸诗人的诗作，以为可继盛唐绝响。《大雅集》选吴越“隐而未白”之隐逸诗人的诗作，名之曰“大雅”，以比附杜甫夔州诗。王礼《长留天地间集》《沧海遗珠集》以及编刊于元末的诸多总集多出于对“诗之遗落，不见于世”的担忧。至于四库馆臣对傅习、孙存吾编《皇元风雅》之体例不工有强烈不满，但也不得不肯定其“零章断什不载于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33)的文献价值。“旋得旋录”“反复编刊”这种开放式的总集编刻方式，正是元人以诗存史、保存一代文献意识的体现。 出于以诗存史的目的，在元后期，诗歌总集编撰也往往成为方志修撰的阶段性成果。刊行于至正六年(1346)的《大元一统志》不仅以其一千三百卷的庞大篇幅自豪地宣告了元代疆理之大与海宇之盛，也促进了元后期地方志修纂的再次兴盛。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元修方志一百二十三种，加之其他史籍所载共有一百六十余种。其中编撰、刊行于元后期者占绝大部分。以地域视之，浙江、福建、江西、江苏等南方地区的方志多于北方(34)。从元修方志的体例上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方志的人文性，辑录当地题咏文字篇幅增大。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开辟了于人物之下简录诗词杂事的体例。至元代，碑刻、题咏等类目单独成卷成为常态。《洪武无锡志》四卷中，歌咏、记述独占一卷，而于山水、人物、古迹等处亦多辑录题跋、歌咏文字。《至正重修琴川志》中碑纪、题咏则占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如《至元嘉禾志》，碑刻十卷，题咏五卷，二者合占整个方志约一半的篇幅。由此可见，诗文作品成为元代方志修撰的重要内容。至正间，福建邵武学录陈士元编有《武阳志略》《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各一卷，另有与黄清老共同增校的《沧浪严先生吟卷》。严羽是宋代武阳籍著名学者，《武阳耆旧宗唐诗集》是传承严羽诗学的武阳地区宗唐诗人作品的结集，元末黄镇成《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说：“旸谷陈君士元，网罗放失，得数十家，大惧湮没，俾镇成芟取十一，刊刻传远，一以见一代诗宗之盛，一以见吾邦文物之懿。”(35)以此可判断：三集均以保存一地乡邦文献为目的，应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作。《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不过是陈士元以诗歌辑录的方式来书写的一部“另类方志”。而这种“另类方志”在元后期成为一种风尚。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序》交代此集创作动机，即是保存宛陵乡邦文献：“余尝欲萃辑众作，而因循不暇。一日，里人施璇明叔率诸弟来请曰：‘吾宣诗人之集不少，年代浸远，散涣无统，沦亡者众矣，今不辑，惧久而益泯，使后世无闻焉。非所以尊先达，励后进，愿子辑诸家之长为一编，吾将刻之梓以久其传，岂不伟欤?＇余固辞不获，乃与吾友汪氏叔志，上取宋初，迨于今日，凡宣之士所作诸体诗，摘其警策者，类分而胪列之，凡二十八卷，名曰《宛陵群英集》。”(36)甚至如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陈清隐《九华诗集》、顾瑛《玉山名胜集》往往被直接著录于目录著作的史部地理类中(37)。 元人总集注重一地之学术传统，然而元人总集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局限，在开放式的总集编刊形式中，元人寻求历史、地域、诗学的和谐统一。总集编撰者多将历史维度放置于地域的视角中，同样，在特定的地域中也寄寓着诗人的风云沧桑之感。如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是对四明一地风光的描述，其选辑的作品有唐宋名贤如陆龟蒙、皮日休、陆游等人的诗，也包括薛毅夫本人及其他元末士大夫之作。空间维度再次凝聚，不仅可以是一地、一郡、一乡，也可以缩小至一族、一家。家藏集便是一种浓缩了的时空文学。如元武宗至大间，浦江郑氏被旌表为“义门”。至正中，郑氏义门六世孙郑太和编《麟溪集》，辑录宋以来诸家赞颂义门而作的题赠诗赋及碑志序等类文章，而此集并没有至此停滞，以卷末留下空白的开放形式，以待后人增补。家藏集其实就是一部部流动着的家族文学史。 在承认诗学观念的差异性这一点上，元人与唐人有一致的看法。唐初魏徵在比较南北诗风后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38)魏徵又综合南北诗歌风格各自的优劣处，最终提出一条“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可行之路，以此推动不同诗风的融合。而在元后期文人那里，他们更看重不同风格特征的客观存在，谢升孙《元风雅序》以为“中土之诗沉深浑厚，不为绮丽语”与“南人诗尚兴趣，求工于景意间”是关乎“风气之殊”，不可以优劣而论，诗歌只要是发自性情之作，即是好的艺术作品，编撰者即可采择(39)。以此来看，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客观地记录不同诗风的存在，以达到存史的目的。因而，他们以一种包容的心态，促成了元代后期多样化的诗学生态。 陈田《明诗纪事》云：“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瑛、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二百里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缁衣皇冠与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归。”(40)代表吴中诗人创作成果的诗集如《草堂雅集》《金兰集》等无疑是吴中诗坛、铁雅诗派的档案库与宣传册，不仅使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吴中诗人得以留名，还充分宣扬了吴中诗坛大胆抒发情性、张扬个性的诗学观念。与吴中诗坛诗学观念相比，以戴良、宋濂、陈基等人为代表的金华后学，则重视诗文传道、明道的功用，追求雅正的诗学观念。朱彝尊说：“金华承黄文献溍、柳文肃贯、吴贞文莱诸公之后，多以古文辞鸣，顾诗非所好。”(41)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安徽宣城在元末出现诸多诗文大家，有以贡师泰、贡性之为代表的贡氏家族，以张师愚、张师鲁为代表的张氏家族，以汪泽民、汪用敬为代表的汪氏家族等。汪泽民、张师愚不仅是诗人，也是著名的诗选家，二人合选的《宛陵群英集》收集了大量元代宣城籍诗人诗作，集中展示了元代宣城一地的诗坛盛况。在福建武阳地区，有一股宗法盛唐的诗风在暗中涌动。黄镇成《武阳耆旧宗唐诗集序》曰：“宗唐诗者，武阳耆旧之所作也。诗以唐为宗，诗至唐而备也。盖自唐虞《赓歌》为雅颂之正，至《五子之歌》有风人之旨，《三百篇》源流在是，下至楚骚汉魏而流于六朝，至唐复起，开元、天宝之间极盛矣。一本温柔敦厚、雄浑悲壮，而忠臣孝子之情，伤今怀古之意，隐然见于言外，可以讽诵而得之矣。”(42)在宗唐倾向上，武阳一地专宗盛唐，明显受到宋人严羽的影响。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九“陈士元”条下载： 吾乡自沧浪严氏奋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论辨，有前辈所未及者。一时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以唐为宗，而诗道复昌矣。(43) 又“严羽”条下引明人何乔远语： 羽虽太祖唐人，然其体裁匀密，词调清壮，无一语轶绳尺之外。同时台人戴石屏深加奖重。其子凤山，凤山子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阆风、吴潜夫、朱力庵、吴半山、黄则山，盛传宗派，殆与黄山谷江西诗派无异。(44) 可知，严羽诗论在元代武阳一地影响颇大，在南宋末期即形成了一个有明确诗学主张而类似于诗派的诗人群体，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一直延续至元初，直到元末仍对当地文人有深刻的影响。武阳诗人专主盛唐，以开元、天宝间为限，追求“温柔敦厚”“雄浑悲壮”的诗歌风格，但在他们的实际诗歌创作中亦出入于盛唐，注重诗法锤炼，显然又有受宋代江西诗风影响的痕迹。陈士元编辑《武阳耆旧宗唐诗集》，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对元代宗唐复古风气的响应，所谓“是编之行，适其逢也”(45)。 元人看重不同诗学观念的客观存在，但是并没有因此形成诸如唐、宋、明、清等时代严格意义上的门户成见。以宋人之宋诗总集为例，编选时人诗歌总集来标示诗学体派是宋人选宋诗总集的重要目的。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的编撰标示了宋初宗尚白居易诗的“白体”一派；《九僧诗集》又是宗尚贾岛“瘦硬”诗风之“晚唐体”的体现；杨亿等人馆阁酬唱之作编为《西昆酬唱集》，促成了宋初“西昆体”的形成；《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宗派诗集》是风行于宋代的“江西诗派”的结集；叶适编《四灵诗选》，“四灵体”成为时人争相效仿的模本；南宋陈起编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等，“江湖诗派”成为当时声势浩大的诗歌流派。而以元后期参与人数最多的“西湖竹枝”诗歌创作活动及玉山草堂雅集活动为例，有《西湖竹枝词》《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等总集行世。在这些总集中，辑录的诗人既有以杨维桢为首的铁雅派文人，也有北郭文人群体，甚至诗坛泰斗如虞集、杨载、揭傒斯等人，再加上蒙古诗人、色目诗人、释子诗人、闺阁女子诗人以及不知名氏者，他们共同形成错综交互的诗人网络。顾瑛编辑《草堂雅集》，虽有杨维桢为其评裁，具体编选却是顾瑛“自家权度”，并非专为铁雅派张目。正如杨镰所言，元代雅集酬唱等诗歌活动，“诗就是参与者的名片与身份证”(46)。从元后期诗歌总集中可知，相比于门户意识，元人更在意以总集编撰的方式载录一代文人的风雅创作历程，以及他们于海宇混一的广阔时空背景中自由的交往。 明人胡应麟《诗薮》总结明初诗学流派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踞一方，先驱当代。”(47)可见，元代后期多样化的诗学生态正是孕育明代诗学的温床，而这无不与元末文人以开放、求全的总集编撰思想保存文献，进而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差异的做法有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