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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我们从传统学术的角度将“子部小说家类”“史部杂家”类的一些著述，统称为“国学小说”，使之与现代的文学性小说做清晰的区分与划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丛残小语”“小家珍说”一类的著述进行整体性的审视与梳理。本文所探讨的国学小说叙述视角的个人化以及札记体文体特点，固然使小说与史实之间产生了一些讹误与偏差。就如宋人批评陈师道《后山谈丛》所言：“小说极难信，其来相告，有好恶，有差误，秉笔则当决择耳。”作者于“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26]。但是国学小说的叙事与文体特点也使它们具有了传统史著所缺乏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可补官修史书类书的欠缺。古代就有学者就对官修史书类书的僵化、缺乏包容性表达不满。如宋代存世规制最大的著作《册府元龟》，多达1000卷，但其修撰只取材于正史、实录，不取小说杂史以为补充，引书又一律不注出处，故价值大减。小说家洪迈在《容斋四笔》中指出，当初宋真宗以及编修官对“异端小说”的鄙弃，使得这部巨著因“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因为缺少细节史料，造成了许多叙事的断裂与模糊不清之处。《册府元龟》的修撰官列举的小说的琐细与不可靠之处：“《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谈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等等，洪迈是不以为然的。他以《资治通鉴》为例，说明小说对修史的作用。以唐朝一代言之，《资治通鉴》：“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因史料详尽、细节丰富，才能“本末粲然”，则小说家岂可废耶![27] 其二，有益于以多样性史料重新认识历史。今天的研究者力图敲开由帝王将相的官方意志书写的宏大史学的壳子，窥探历史真实生动的内里，野史、小说所保留多样性的史料，对重新认识历史至关重要。小说之记录掌故，保留着物质文化和典章制度的细节。如陈随隐撰《随隐漫录》记录南宋末期度宗朝赐太子玉食批、大臣夫人的名数、服饰、礼节等等，多是史传所未及书者。当代历史的写作，日益以具有历史现场感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为撰史方向。谢和耐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杂史和国学小说，如《夷坚志》《鸡肋编》《南部新书》《萍洲可谈》《都城纪胜》《梦粱录》、陈师道《后山丛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等。这些古代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感受的记录，被旧史家看作“著史之余”的下等史材，对新史学来说，离开这些地方史志、小说家言就无从理解古人纷杂、琐细的生活与内心。 其三，国学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亟待展开的研究领域。“子部小说类”既非发育不完全的文学性小说，也非只是史料笔记，而是古代学术史上不断壮大的一个文类。国学视野下的小说研究，对今人认识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和认知模式有较大的帮助。子史之余的小说，在古代属于难于归类的一种著述，仅凭传统学术资源是无法完成对这一文类的全面认识与准确评价的。本文试图在国学与现代学术并置的格局中，对这类著述的特点、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和诠释。这种初步的尝试会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希望得到大方之家的指正和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