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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学小说包括历代史志中的“子部小说家类”的全体与“史部杂家”的部分著作。这类数量庞大的小说是传统学术中固有的一类著述，同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与外延都是不同的。国学小说的子部特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作者以个人见闻、亲身经历来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其次是以议论为宗，叙事是铺垫，作者对事件的观察、意见和评价更具价值。以著述者的个人视角与札记体特征为线索，可以看到国学小说之文体与文化视野上的特点：在记述事实上更具个人闻见色彩，以讲述事实的方式自我辩护；题材选择上，有意识地“识其小者”，择取个人化、生活化的片断；国学小说通常以短札的方式书写，札记体让创作过程变得轻松随意，形式的自由推动了文人的著述热情；札记体是较为初级的著书立说，可精可粗，使小说具备了传统著述的学术基因，这一体例促发了国学小说的创作与繁荣。国学小说可补官修史书类书的欠缺，有益于以多样性史料重新认识历史，对国学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亟待展开的研究领域。其既非发育不完全的文学性小说，也非只是史料笔记，而是古代学术史上不断壮大的一个文类。国学视野下的小说研究，对今人认识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和认知模式有较大的帮助。 关 键 词：国学小说/个人视角/札记体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36)。 作者简介：王昕，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谓国学小说者，古代学术依经、史、子、集四部所划分之“子部小说”是也。古人一直都将这类“街谈巷语”“野老之言”称为“小说”①，但在现当代它们却失去了“小说”之名，而被称为“笔记小说”“古小说”“史料笔记”等等。这些名目对史著小说来说都不贴切。以“笔记”来说，它是古人普遍采用的著述方式，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史料笔记都无法准确涵盖“子部小说”；“古小说”则不是文体定义而是指某时段的小说。而事实上，直到清末民初乃至当代都有从“识小”的一面进行考据、论述的子部小说作品问世，如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等。这种命名法的负面作用却很明显——子部“小说家类”失去了2000年来都属于自己的专名。这既意味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割断，同时，因为失去了类属，“小说家类”作为整体在今人眼中就不复存在，又谈何研究? 这类作品数量庞大。《隋书·经籍志》小说类，25部、155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列书13部、90余卷；《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则增为123种、19家、6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唐人记唐事；《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列书210种、359部、1866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收小说123部，有存目小说196部，共计319部。再加上“史部杂家”的部分著述，就更为可观。为这类数量庞大的文类正名，是进行国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不称其为“子部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四部分类法已退出历史舞台，其名不彰。学术既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学术之小说”难以彰显此类小说的本土学术特色，以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学”来统称这类著述，更贴合其为中国学术之特有的实际，故名之为“国学小说”。从总体的视角检视国学小说这类边缘化的文体，其之所以在新史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中价值日益突出，除了子部小说“小”与“杂”的内容特点以及博学视野与实录精神奠定的学术性之外，它们在文体与文化视野上的特点也值得梳理与反思。 古代学术体系的小说，其外延要大过笔记、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等今人用以称之的范围；其内涵包括史学、社会学、博物、地理、文学、考证等诸多方面。仅以文学小说的虚构和创作的自觉意识作为国学小说的特质，是无法为其提供解释框架的。因此，审慎认真地对待传统目录学小说，给国学小说以充分的重视和全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语源学上讲，“小说”一词，先天地就是为“子史末流”的小说家类而创造出来的，名实相副，确乎难以代替。以“国学小说”名之，庶几能还原这一文类的本义，又不致与文学性的小说相混淆。基于以上的思考与认识，本文试从视角与文体两个方面，对国学小说的性质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方家硕学。 一、“国学小说”的个人视野 小说在传统目录学中属于子部，成一家之言的议论是子部著作的价值所在。这种子部特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作者以个人见闻、亲身经历来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其次是以议论为宗，叙事是铺垫，作者对事件的观察、意见和评价是更具价值的所在。比如志怪，事件的奇异性会让记录者和读者的意识得到扩展，在某种奇异非常的语境和更广阔的意识上，道德评判变得虚弱无力，需要个人的感受力量和不凡的见识才能叙述和阐释那些怪异非常的事件。 小说的内容和题材大多来自书承和口承两个途径。抄撮旧书、记录民间传说以及个人见闻是其主要的题材来源。有些从书名上就强调了个人见闻的视角。以“闻见”“见闻”命名其小说者，如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姚宣的《闻见录》等著作以“闻见录”为名；明人韩邦奇的《见闻考随录》、李乐的《见闻杂记》、陈继儒的《见闻录》、陈良谟的《见闻纪训》、清人杨式传的《果报见闻录》、徐岳的《见闻录》，则以“闻见”“见闻”名之。这些命名方式和小说之中“每条多载某人所说，以示有征”的用意相同，但在强调见闻的亲历性、可靠性之外，视野的个人化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 “小说家类”中固然有很多是依靠抄录书籍与见闻为主要内容者，其题材具有集体性、传闻性和民间性等委巷相传、语或失实的特点，但是作者在采纳、抄录这些材料以为小说之时，则是受其身份立场、学养见识乃至个人倾向性的支配，这就是个人的视野。志怪小说，有所谓“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1]。这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氛围的熏染和诱导；另一方面有赖于作者的经历与个体感受，如王琰受金像感应作《冥祥记》、干宝受家人死生经历感染而作《搜神记》以明神道之不诬，决定了个人立场和视角的存在。同是以抄录旧书为题材，作者的视野不同、立场有异，会呈现某些差异和偏向性。 因个人立场、情感不同，那些强调记载事实真实性的“闻见录”、杂记之类小说，也会在同一事件、人物上各呈不同面貌。以私意所向，回护亲旧一类的小说自不待言，如王明清《挥麈录》为曾布辩解、蔡絛《铁围山丛谈》之自我洗刷之类。就以“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的“小说家类”中那些“持论平允”“心术醇正”、无党同伐异之见的作品为例[2]，其个人意趣与视野也是可以感知的线索。陈慥评价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言，作者“能于熙丰、元祐用事臣，泾渭去取，正色书之，曾无依违。使人增气”[3]。所谓去取、依违正是作者之个人视野的体现。无论是受制于主观情感还是客观条件，每个作者对前言往行的记录传播都是难免个人化的。 对于同样的事件和人物，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立场与视角，虽父子不能相同。以邵伯温、邵博父子为例，邵伯温著《闻见录》20卷，其子邵博著《闻见后录》30卷，以续其父书。这对父子在对待北宋二程、苏轼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态度上却并不相同。邵伯温《闻见录》盛推二程，而其子邵博则排程氏而宗苏轼。推其原因，盖邵伯温之父乃理学家邵雍，邵雍交好二程以排苏轼，故邵伯温推崇二程。邵雍去世之后，程氏之徒，欲尊其师而贬抑邵雍，情势的变化使得邵博转而在《闻见后录》中排二程而宗苏轼。此乃因时移势易，作者对事实的择取与判断必然随着立场与视角的转变而不同。 无论是自撰或者抄录，小说对历史的叙事都难免有个人感受和私人情谊的成分在内，故与官著史书的权威视角与口吻不同。个人视角对国学小说面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包容性强。小说选材自由度高，事无巨细、真伪，都可以在有闻必录的传统之下，不辨而述之。 无论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还是以典章制度变革为主线的“通史”，古代正史所瞩目者，于人物是帝王将相，于社会是政治与制度的历史，对于普通的人生与日常史材则缺乏容纳的体例与记述的传统。小说作者据其交游与闻见，留下了各色普通人物的生活遭际、音容笑貌。像《归潜志》所记金末的100多位布衣寒士、女真族猛安、谋克以及僧人乞儿辈，正是由于刘祁的个人视角使这些士庶改变了“湮没无传”的命运。 小说具有比正史更广泛的叙事兴味。官修正史的书写虽然标榜“去取不谬，好恶不私”，寡淡乏味已是通病，在君权专治之下，狃于君上的私意，舛伪欺世复不可免。个人视角的引入使小说对事件的通性描述变成个别描述，细节与层次丰富起来，偏重于事件和个人兴趣，超越了官修史书的横切面特质，能全面地追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和影响。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的“贞烈”写南宋亡时，随两宫太后北行的宫女、民间女子的贞烈事迹，记录了很多题壁或随身的绝命诗词。这些诗词都不似即将赴死的妇人女子口吻，也缺乏女子个人的感受，当是文人拟作。作者记录、传播(甚或创作)这些表现文人文字癖的诗歌，固然是借贞烈女子褒贬时事，但这些集合起来的故事和诗词、小说直接记录了人们(包括作者)的心态和信仰史线索：“那些表达集体情感的态度、言辞和沉默。”[4]这是人们难以从正史中体味到的。其他如“岳鄂王”，是围绕岳飞墓在元朝的几度兴废，记录各类人物的态度、几代文人的文字性祭悼与历史批评等。 这一点古人已有清醒的认识，多引小说以证历史之细节与生动处：如《湘山录》记载，宋初武将昝居润、董思诲、党进皆不识字。在《宋史》本传中，只记录了他们的战功之多，不责以文学。谢采伯《密斋笔记》评论说，正史当然为尊者隐讳，而野史小说则可凭其兴味备言之。由于这个历史细节的保存，南宋人谢采伯就体味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国初人物洪毅沈鸷为有余，浮华缘饰为不足，便立得功业，与中叶人物不同。”[5] 小说作者大都抱有为正史存史料②或为补正史之不足③的写作目的，各种无法被纳入正史之宏大叙事或叙事立场的材料，都可笔之于小说。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言其自幼：“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明言小说为备正史之不足。 小说多采摭民言、遗文琐语，不避冗沓，保留了史料的丰富。有存一语而补史书之不足者，如《松窗杂录》记载德宗与宰相李泌讨论唐明皇用李林甫之失，李泌所总结的教训得失十分深刻，《资治通鉴》未载，小说却一语补史阙；有将与正史有差异的史料，并存而录之，为读史者备考证的小说，如张齐贤撰《洛阳缙绅旧闻记》等。 在古人“三不朽”的人生功业中，小说可谓是门槛最低的“立言”方式。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言：“予生无益于时，其学迂阔无所可用，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寝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刘祁《归潜志序》言：“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钱泳《履园丛话序》言：“昔人以笔札为文章之唾余，余谓小说家亦文章之唾余也。上可以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草野之新闻，即以备遗忘，又以资谭柄耳。”三位作者的共同特点是看到了小说立言之起于积累，包容性强——“上可以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草野之新闻。”为了在历史中留下个人的意识与痕迹，文人们争相“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大家的眼光视角和兴趣点高度集中，几乎到了“捃拾无遗事”(康骈《剧谈录序》)的境地。作者没有甄别地将听到的都记录下来，尽可能地积攒史料：“内无传注束缚之患，而外无功令桎梏之忧。”(郑仲夔《耳新》卷6)对小说的歧视使得小说著述门槛低、内容包容性强，作者得以不加辨别批判地记录史料。这一方面招来了语多失实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小说之繁荣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题材选择上，有意识地“识其小者”。择取个人化、生活化的片断，这和小说的补史定位自然分不开。 所谓“小”乃于经史之言的价值相对，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主要是“杂事”“异闻”“琐语”，指私人化的、价值小的人事、风俗，以及琐细难以纳入正史的材料。虽然大部分小说只是具有或多或少的倾向，但突出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 1.私人化。以小说抒发私人感慨者，如元人孔齐撰《至正直记》称“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这种不避亲讳、自张家丑的议论，正是个人化的“实录”视角，四库馆臣讥诮他：“所谓直记，亦证父攘羊之直欤?”[6] 小说著载作者的家族历史和个人履历者不稀见。明代正统年间的状元彭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撰《可斋杂记》述其生平经历的朝政大事、经济之策，既有自我辩解，也不乏清醒之识。不但欲以“笔记存公论”，且颇有“自识其过”的成分。[7]再如叶盛的《水东日记》自叙居官事迹，王士禛《居易录》多自记言行，有如家传。叶盛还以小说为辩诬的工具。如其《水东日记》卷1，叶盛因上奏章，被人中伤，诬其子与官舍斗鹌鹑不胜，而上请禁官舍家人操习一疏。叶盛在书中自辩：“时盛有子仅再周岁，亦在元籍。乃知古人无兄盗嫂之谤有之矣。”被四库馆臣斥为露才扬己，“浅之甚者矣”。 2.以个人兴味记录琐事与传闻。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为例，作者以杂记、杂录、杂志、杂俎、杂编等名目命名的小说有33部，如《西京杂记》《松窗杂录》《嘉佑杂志》《酉阳杂俎》等；以漫笔、漫录为名的有11部，如曾慥《高斋漫录》、陆深《玉堂漫笔》等；以随笔、随录命名的有5部，如《山房随笔》《春风堂随笔》等。这些“杂”“随”“漫”等字眼大量出现，表明作者之著小说大都记一事书一条，事既琐碎，又无条贯，正合乎小说之体例。 如鲁迅所说，在国学小说的分类中，“著录细碎者为琐语”，“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个人视角的引入使国学小说对事件和人物的叙事保留了细节丰富与生动。《曲洧旧闻》的作者朱弁曾参与重修宋代《哲宗实录》，根据亲身体会，他认识到史官书写的历史，往往简陋粗略，难以将事件与人物的细节和隐曲呈现出来，而各类小说的个人视角则保留了历史的丰富性，应鼓励私人聚录闻见，尽量保存历史全貌：“予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或急欲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读之不能使人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有私所记，多不肯轻出之。予谓欲广异闻者，当听人聚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8] 小说之“小”，本有价值的“小”和篇幅的“小”两重意思。琐事与传闻正在其“小”的意义上，可以不辨而述，使著述获得某种自由。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序》中说：“古来正史所阙，或得之杂录漫纪以补其所不足，亦识其小者之意也。”《何氏语林》的作者何良俊认为，记录名人琐细，是国学小说作者的责任：“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嚬一笑，与人自是不同。尝观先儒，如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范蜀公《东斋日记》，邵氏《闻见录》，朱弁《曲洧旧闻》，与诸家小说，其所记亦皆一时细事也。故余于前辈之食息言动虽极委琐者，凡遇其子弟亲旧，必细审而详扣之，必欲得其情实。况识其小者，又不贤之责也。”[9]《何氏语林》本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杂采宋齐以后人物事迹。所谓“食息言动”即是生活化、细节化的历史。他所推崇的小说如《涑水纪闻》《东斋日记》《曲洧旧闻》等，都是擅长从细枝末节的人事之中传达人物的个性与魅力者。细事之于历史，可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品质、情感和风格。此正是小说家言足备史家甄择者。 (三)以私意判断恩怨是非。 《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诸子十家之一，虽不在可观的学派之列，但小说家却不属于儒家。那些专述“鬼神变怪、荒唐诞委之事”的志怪小说，当然和圣人“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截然不同，就是由儒生们撰述的“小说”，也和正统的儒家思想颇有分别。正统的著述倚重的是儒家的观念与道德的权威，需要面目公允，是非不谬于圣人。作为边缘化著述的“小说”却有相当的自由度。大到政治立场，小到个人恩怨，都可以左右文本叙事与道德判断。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或被挤出权力舞台者，以小说的形式记录是非曲直、恩怨立场，已成通例，尤以党争激烈的宋代为多。④如苏辙《龙川略志》乃其晚年居循州，“杜门闭目，追维平昔，使其子远书之于纸，凡四十事”。这些事大多是当年朝政“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10]。蔡絛《铁围山丛谈》，多为其父蔡京文过饰非，巧为弥缝。却对其兄蔡攸毫无恕词，盖蔡絛与其兄蔡攸不睦，故其著书于乃兄乃父，词气笔墨有如是之不同。 1.著小说以报复恩怨。唐人首开以小说为政治斗争工具、朋党纷争暗箭的前例，卞孝萱先生有《唐人小说与政治》一书专门论述。宋人著小说者此风气不减。有冒充梅尧臣著《碧云騢》以诋毁范仲淹者，有魏泰《东轩笔录》中数次称道章惇功绩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因此批评魏泰著书“是非多不可信”。章惇是入《宋史》“奸臣传”的人物，魏泰以小说称其功绩，自然是一种个人视角，所谓“用私喜怒”“报复恩怨”确有几分道理。 2.以小说造神、辩诬。邵雍之子邵伯温著《闻见录》，书中言必称“康节先生”。将其日常往来、议论、诗词一一记录，以对待圣贤的敬仰姿态塑造邵雍。20卷《闻见录》称“康节”者有200余处。18-20卷都是记邵子言行，近乎家传。其中有邵雍母感黑猿而有孕，“临蓐时，慈乌满庭，人以为瑞，是生康节公”；“公初生，发被面，有齿，能呼母。七岁戏于庭，从蚁穴中豁然别见天日，云气往来。”以及邵雍临终，“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见壁间书“千秋万岁”事。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意欲神其父，转涉妖诬。” 周煇的曾祖与王安石为中表，因为这个亲串的关系，他在《清波杂志》中也是多方回护王安石的形象。《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之父何去非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苏轼为表荐于朝，《春渚纪闻》卷6“东坡事实”专记苏轼遗文轶事，以竭仰慕之诚。此亦为个人喜爱之情对小说视角的影响。 3.小说作者好为异论。作者显示自我的手段之一是在小说中标新立异，发表不同流俗的议论。如评价人物毁誉失当的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再如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二“灌铁汁”，言唐末秦宗权造反，乃是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迫的结果，四库馆臣认为这是“为盗贼藉口。尤不可以训”。宋人施德藻撰《北窗炙輠录》，说王安石变法乃激之而成。王安石本拟改变新法，却因为谏官面折其短处，安石被激怒遂不肯改。又说那些作法行骗的方士林灵素、沈洞元之流，虽“未能活国”，却“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药不可以数计”[11]。这些“异论”无疑道出了部分被主流意识掩盖的事实和真相。 对于由个人视角的存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经作出过回答： 或曰：“子记事述言，断以己意，惧贾僣妄之讥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僣?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12] 他认为，应该允许小说中存在“己意”——个人的视角和立场。《谷梁传》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之义也”[13]，则不惧“僣妄之讥”的个人视角，正是国学小说保存多样化的历史材料和丰富的历史信息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