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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札记体的叙事 近代以来，人们通常以“笔记小说”称呼“子部小说家类”的著作，本文之所以不取这个名称，上文已有辨析。在此，藉札记体之叙事方式，再申明二点：其一，古代学术体系中，以“笔记”为名的著述，多归入杂家而非小说家，遵循这个体系，我们就不以笔记取代小说之名。古代文人确实多作笔记性著述，如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容斋笔记》等。在清代以前，这些笔记著述大都包含着较高的学术性。到了清代，学者转而强调这种著述方式的随意性。如王士禛《香祖笔记》言：“偶有见闻，笔之简策”[14]、纪昀“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15]、近代俞樾的“精力衰颓，不能复有撰述，乃以所著笔记归之”等言论所体现的对“笔记”的定位，都是指创作的随意性。俞樾把笔记看作小说一类的著述：“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述异》之类”[16]，这表明学人对笔记的概念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宋元笔记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清代。从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叙》和谢伯采《密斋笔记自序》看，笔记多指从书本中考证、撮录经史杂说的写作方式。⑤像陆游《老学庵笔记》、庄绰的《鸡肋编》、洪迈的《容斋随笔》等“笔记”，因其学术含量较高，体例较为纯粹，并不能归入“小说家类”，它们始终属于“子部杂家类”。我们不能以清代的“笔记”概念看待前代的“笔记”性质。其二，笔记式的著述方式不能涵盖“子部小说家类”中所有作品，如《山海经》《搜神记》《金华子》等等。如以“笔记”指小说简短的形式则称之“短札”更为确切显豁，不会引起含混。这是本文以“国学小说”而不以“笔记小说”称呼“子部小说家类”的主要原因。 国学小说通常以短札的方式书写，一卷之中含有数十条，而内容相互间关联性不大，属于一条条杂凑成书。札记或者笔记都是指其短小、累积而成的著述方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17]札记体对国学小说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札记体让创作过程变得轻松随意，形式的自由推动了文人的著述热情。 国学小说的形制，大都是一条条小题目引领下的短札，称为笔记、札记合乎实际。为“提笔记录”“笔记其事”“秉笔记录”的意思。三五百字、简短的条目，言简意赅。小标题的设置，是示其朴实简洁，不欲言有枝叶。古人称小木简为札，条记于札，故称札记。中国古代的学术多札记体。梁启超曾说：“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18]很多小说作者都提到了凑集札记以为著书的过程。 首先是得之容易。如宾客聚谈之间得到素材，洪迈著《夷坚志》，“盖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19]。洪迈基本是转录手抄这些素材和故事，积累成书。赵与时在《宾退录序》中也谈到了宾客谈宴对著述的促进：“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欲弃不忍，因稍稍傅益，析为十卷，而题以《宾退录》云。”《宾退录》还将洪迈《夷坚志》诸序抄录下来，此亦小说材料来源之一种。 其次是随时记录，无需框架和逻辑。洪迈《容斋随笔》称其“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20]。 再者，札记体伸缩性强，从数条到数百千条，可以无限制地累积堆叠而后成书。李本固在《汝南遗事序》中说，为了写《汝南志》，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凡载籍之所经见，家庭之所传闻，率以札记藏之箧中”，志成之后，检笥中遗草，“乃撰次成帙，曰《汝南遗事》”。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的后记中提到了他将旧时札记“小为编叙”的过程：“万历戊午孟秋十一日，坐归鸿馆中校《赘语》十卷都讫。此书乃数年来所札记者，因随手所书，原无伦次。顷二年中以病兀坐，长日无聊，小为编叙，以散怀送日。虽寿之板，本无足存，姑留以诒子侄而已，不敢以示人也。”[21] 顾起元的话虽属作者谦词，亦可见出札记体成书之容易。作者在序中所提到的老而有闲、著书遣日的状态，恰好说明了札记体例之宽松，催生了一部部笔记、话录、谈录、笔录、杂记等等名目的著述。目见耳闻、随手漫笔真乃门槛最低的著述方式。 将这种札记体的小说的成书过程描述得最有文学色彩的是陶宗仪。据说他的《南村辍耕录》，乃是在“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啸，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22]。这位陶宗仪，大概是受了小说“红叶题诗”和《玉溪编事》“侯继图”得任氏木叶题诗、两人终成夫妇的启发，将小说的书写也弄上了“摘叶书之，贮一破盎”、积而成书的玄虚。只有小说之札记体例，才能衍生出这样出奇特而生动的破盎储树叶的神话。 (二)札记体是较为初级的著书立说，可精可粗，使小说具备了传统著述的学术基因。 叶梦得在《避暑录》中记载晏殊以札记的形式储存资料，写成《类要》一书：“晏元献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十百为沓，以铁界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纸，后批门类，付书史传录，盖今《类要》也。”作者随所见闻，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而成卷，可见札记体乃著述之始基，积累学问之途径。“国学小说”身处学术之末的定位，使得札记体的写作方式成为必然。俞樾在《耳邮》中说“闻其说，遂笔记之。目见耳闻，随手漫笔”，这种随意的著述方式和不高的门槛，鼓励了大批文人随笔记录，著作小说。 因为札记体的叙事方式，国学小说具有了以下特征： 1.不具骨架的史学著作。古代史著的“载笔之体”，不出《春秋》之编年与《史记》之纪传。不管是哪种著史体例，都要求作者为历史提供结构与过程中的思想。为了体现这个结构和思想，史学家需要取舍剪裁，营谋布划，此之谓史才、史识。小说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不是细致或深层的，而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描述，一般不考虑叙述结构的技术性问题。以叶盛《水东日记》为例，名为“日记”非按日记录个人活动、见闻，而是杂记当时人的轶闻轶事，另记宋元文人的行事、碑铭、墓志、婚帖乃至文章、诗词、书札、奏议，卷15又记“陆放翁家训”，是世间仅传的一篇陆游佚文。如此庞杂的内容，杂合在一处，长短不一、略无编次。这种不具骨架的排列，只是用片断式地历史还原，为典章制度的存在、各类人物的动机，提供一些散乱的细节和个人角度的理解。作者们喜欢强调因为记忆的散失、书籍资料的缺乏，排列随意等著作方式给小说带来的缺陷，但这些正是札记体给作者带来的特权与便利。 2.“玉屑满箧”的杂物堆式定位。文人理想的知识结构是博物多识式的通儒，史家和作家同样需要吸纳大量杂乱的事实和知识，短札式的小说体制和清晰的标题，以其大容量和无所不包，应合了读者们刁钻奇僻的知识需求。文人为学追求学问渊博，经学史学、佛藏道笈、稗官小说无不通晓，小说家言、“常谈委事”，如“竹头木屑”增加文章家的文采风韵，助其“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23]。国学小说玉屑满箧式的定位是学术储备的必然需求。 博学如钱谦益，亦以喜爱储备琐碎杂说著称。据曹溶所书其《绛云楼书目》的《题词》曰：“今年从友人得其书目手钞一过，见不列明人集，偏于琐碎杂说，收录无遗。”[24] 那些被作者自谦为不加剪裁的随笔记事，还是有编排意图的。朱国桢《涌幢小品自叙》中说：“虽畸杂兼收，若无伦序，而中间根据条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袭口吻，以乱视听者比，其意微，而其致固已远矣。”[25]更有分门类拟条目者，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分36大门类；王定保《唐摭言》10卷，下列103个标题等。“门类”“纲目”之列有似类书性质，益显出札记体所容纳之驳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