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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集解体《诗经》注疏的代表性著作。《读诗记》对北宋以来学者的训释成果兼收并蓄，形成兼重义理与训诂的《诗经》训释之学，并以其谨严而创新的体例影响及南宋《诗经》集解体注疏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诗经》学散佚文献，体现着宋代《诗经》学的突出成就，在《诗经》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关 键 词：《吕氏家塾读诗记》/宋代/《诗经》学史/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李洪波(1973- )，男，山东寿光人，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 在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注疏诠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中，《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简称《读诗记》)是其总结宋代《诗经》学的匠心独运之作，也是一部在《诗经》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 毛传、郑笺以后，孔颖达《毛诗正义》将汉唐章句之学发展到一个巅峰。北宋以来，学者已经很难在训诂名物章句之学上有大的发展，步武沿袭传统训释的著作数量不多，成就也低，宋人在《诗经》解释方面创新求变，实属必然。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等开始疑经议传，在怀疑中建立起对《诗经》的重新阐释。新的学术方法与解释路径，逐渐体现出宋学之特点，成就斐然。宋学疑辨之风，固然能廓清前此之因循墨守，开出学术之新境界。但到北宋后期及南宋，已有弊端显露，学者往往一出己意，忽视传统，对于继承和渊源的关注则有所削弱。吕祖谦曾多次提到这一问题，“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①朱熹给《读诗记》作的序中也提及“说《诗》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②的问题，可见吕、朱这样的大学者对当时《诗经》学之弊端所见略同。 因此，《读诗记》的撰述，实是吕祖谦有鉴于当时学术风气之变化，试图通过对传统训诂的提倡，纠正学术过于空疏之弊，为学《诗》者提供了一个反映前代、当朝研究成果，相对客观、足以采信的一个文本，所谓“后世求诗人之意于千百载之下，异论纷纭，莫知折衷。东莱吕伯恭病之，因取诸儒之说，择其善者，萃为一书，间或断以己意。于是学者始知所归一。”③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略加梳理，以凸显其在宋代《诗经》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 兼容并蓄，反映宋代《诗经》学之成就 自汉代以来，《诗》学繁荣，毛、郑为《诗经》训诂之源头，孔疏为唐代经学的代表。北宋以后，经学疑辨之风盛行，欧阳修、苏辙，怀疑《诗序》，程颐、王安石，推尊《诗序》。《吕氏家塾读诗记》对于诸家之说，前贤之学，能够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以成一家平正客观之说，训诂、名物，诗义、诗旨，皆能够融合以求贯通。总体来看，仍以汉代古文经说为正宗，但不受其局限。比如《大雅·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吕祖谦《读诗记》按语曰：“此章具赋、比、兴三义。其作诗之由，当从朱氏。其因卷阿飘风而发兴，当从毛氏。以卷阿飘风而兴求贤，因以虚中屈体、化养万物为比，则当如郑氏、王氏之说也。三说相须，其义始备。”④融合毛传、郑笺、王安石、朱熹各家之说，不偏主一家，可以说是吕氏解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吕祖谦家学渊源深厚，有自觉传承中原文献的学术与文化意识，《读诗记》中对于程颐、张载、欧阳修、苏辙、王安石等庆历元祐学者，甚为推重。诸家《诗》说引用数量，王安石居第五，苏辙居第六，程颐居第七，欧阳修居第十，可见一斑。《读诗记》通过对北宋以来诸家《诗》说的采录引述，使宋代《诗经》学的成就得以体现与传承。 以王安石与欧阳修为例，两人《诗经》之学，观念不同，方法各异，吕祖谦都能够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以礼解诗，是《诗经》学的传统。陈戍国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认为《诗经》中既体现周代之礼制，解《诗》则须从礼入手，最早《左传》中记载典礼赋诗之事，实际上就是以礼解诗。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诗》与礼的关系，《论语·八佾》中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也即是以礼说诗。两汉齐、鲁、韩、毛诸家也往往以礼说《诗》，郑玄更是此中大师。⑤ 王安石解《诗》，持“《诗》《礼》足以相解”之论，邱汉生说：“《诗》和《礼》同样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同的，书里的名物度数是相同的。故‘《诗》《礼》足以相解’的论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抓住了解《诗》的一个关键。”⑥王安石的以礼解诗，其一是对《诗》所反映的思想和生活，用周礼作为道德准绳予以衡量，从而说明诗的美刺所在。其二是用见之于《礼》的名物度数来释《诗》。⑦比如《召南·采苹》，《诗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读诗记》卷三引王安石之说：“自所荐之物，所采之处，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变，此所谓‘能循法度’。”此处法度即指礼也。又如《小雅·车攻》“赤芾金舄，会同有绎”，《读诗记》卷十九引王氏曰：“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会同故也。莅其臣庶则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则朱芾，会同于王则赤芾，臣道也。故此‘会同有绎’则赤芾也。”则是用见之于《礼》的名物度数来释《诗》。 吕祖谦对王安石《诗经》学特别关注，引述颇多。吕氏精于礼制之学，以礼解诗，也是《读诗记》非常突出的特点。如《小雅·楚茨》一诗，“极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节，致详致备。”⑧对诗中涉及的礼制礼仪，吕氏综合众说加以解读，亦以其深厚的礼学功底有所辨析，纠正前人之误。如三章“执爨躇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郑笺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从献之俎也。其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硕美者。”吕氏按曰：“‘为俎孔硕’，谓荐孰也。‘或燔或炙’，谓从献也。郑氏以为一事，误矣。燔肉与肝炙，岂得谓之孔硕乎?”通过辨析古礼，纠郑氏之误，后来严粲《诗缉》卷二十二引述吕氏之说，深以为然。再如《召南·野有死  》“吉士诱之”一句，欧阳修《诗本义》释“诱”为“挑诱”，认为此诗是“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⑨《读诗记》卷三吕氏按曰：“毛、郑以诱为道，《仪礼·射礼》亦先有诱射，皆谓以礼道之，古人固有此训诂也。欧阳氏误以诱为挑诱之诱，遂谓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殊不知是诗方恶无礼，岂有为挑诱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此说从古代礼制、训诂出发，维护毛传之说，可谓言之有据。后来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氏传笺通释》，皆以之为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考证。欧阳修解《诗》，其一是强调“因文见义”，即从《诗经》文本出发，分析诗之结构，解读诗之内容，把握诗之本义。比如《王风》《郑风》《唐风》中分别有三篇《扬之水》，欧阳修细绎本文，认为这一意象在《王风》《郑风》中皆是用来表现“激扬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的状态，《唐风·扬之水》亦不例外，不应如毛传、郑笺所言，表现“波流湍疾、洗去垢浊”之状，这样就廓清了前人的错误认识。⑩其二是强调以古论今，合乎人情事理。“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11) 从《读诗记》来看，吕祖谦特别强调从《诗经》本文出发，考察诗篇之间的关系，阐释发明，理解诗旨，方法上对欧阳修继承借鉴颇多。比如《读诗记》卷七《王风·君子于役》，吕氏“考经文不见‘思其危难以风’之意”，由此认为《小序》“大夫其危难以风”之说不确。“考文见义”，体现出吕氏对于《诗经》本文的重视。卷十七《出车》中“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与《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颇为相似，但吕氏认为“《采薇》之所以往，遣戍时也。此诗之所谓往，在道时也。《采薇》之所谓来，戍毕时也。此诗之所谓来，归而在道时也。”联系诗句语境，体会不同诗篇之间的异同之处，分析细致深入。 至于欧氏“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之说，吕祖谦也多有类似论述，“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人。”“《诗》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12)强调体贴领会诗人之情，细致分析人情事理，是吕氏解诗的突出特点。如《读诗记》卷十一《唐风·绸缪》，吕氏曰：“三星见(现)则非昏(婚)姻之时，在天、在隅、在户，随所见而互言之，不必以为时之先后。方束薪而见三星，慨然有感于男女失时，而其不期而见，又似于男女适然相遇也。故叹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见，其乐当如何?’曰‘良人’，曰‘粲者’，盖互为男女之辞，以极其思望之情耳。”从人情出发，体贴诗意，深入细致。 除此以外，《读诗记》也特别注重义理阐发与伦理教化，承续并体现北宋以来《诗经》学鲜明的理学化特征。 宋人视野思路开阔，又勇于疑古求新。北宋以来，在《诗经》研究中引入哲学思辨和伦理教化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促进了对《诗经》题旨义理的阐明抉发。戴维《诗经研究史》提到，《诗经》理学化的主要表现，其一是将哲学的思辨性纳入《诗经》研究中，一反唐以前重训诂考据的研究方法，使《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理学化。其二是在《诗经》研究中引入诸如阴阳、理气、天理人欲、礼义廉耻之类表现宋人思想的哲学范畴，使《诗经》研究的具体方法理学化。(13)从二程等人开始，自觉将儒家伦理规范渗透到诗义、诗旨的解释阐发之中，程颐解《关雎》说：“天下之治，正家为先。《二南》，正家之道也，陈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国至于乡党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讴吟讽诵，所以风化天下。”(14)注重伦理教化，是非常典型的理学化的诗义阐发。随着理学的繁荣发展，这种学术风气影响到此后的《诗经》之学，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鲜明特点和成就。这一点在《读诗记》中都有体现，吕氏融合众说，当然也包括义理之说。考察《读诗记》所引宋人之说，多以诗义阐发为主，尤其二程、张载、杨时、张栻、朱熹等理学家的诗《说》，更为明显。这既反映了北宋以来《诗经》学在义理阐发方面的成果，也体现出吕氏对此的接受与看法。 因此在《读诗记》吕氏按语中，特别注重义理阐发，往往结合史事而展开。如《读诗记》卷六《卫风·河广》，《诗序》曰：“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吕祖谦先引北宋范祖禹之说：“夫人之不往，义也。天下岂有无母之人欤?有千乘之国，而不得养其母，则人之不幸也，为襄公者，将若之何?生则致其孝，没则尽其礼而已。卫有妇人之诗，自庄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礼义而不敢过也。”已经体现出重伦理教化的特点。吕氏以为阐述有所不足，又引《说苑》记载与此诗史实相互参证，以作补充，“味此诗，而推其母子之心，盖不相远，所载似可信也。不曰欲见母，而曰欲见舅者，恐伤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义而不敢过焉。不幸处母子之变者，可以观矣。”再三强调“止于义”，吕祖谦对伦理教化的注重可见一斑。 再如卷十七《小雅·常棣》，则体现了吕氏对兄弟、朋友之义的阐发，“此诗反复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盖示之以亲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则由亲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亲既笃，而朋友之义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杂施而不孙，虽曰厚于朋友，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胡可保哉!”在人伦关系中，兄弟之爱与朋友之情是重要的两个维度，兄弟具血缘之爱，是朋友之情的根本，只有根本奠定，才可能推而及于朋友之情。因此《常棣》反复言朋友不如兄弟，宗旨在于强调循其根本，吕氏结合《常棣》一诗，申述表达这一伦理观念。对此，朱熹亦深以为是，并将其解说采入《诗集传》中。 可见，《读诗记》对于庆历以来的宋代《诗经》学，有着全面的继承与体现，反映了宋代《诗经》学的发展成就。强调疑辨的欧阳修、苏辙，注重义理的程颐、张载，创新求变的王安石，百花齐放的北宋《诗》学，在《读诗记》中都得到足够的尊重与呈现，并成为吕祖谦兼容并蓄的《诗经》学的重要学术渊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