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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种“语言学转向”的辨析 林云柯：当我们讨论一个思想家对“语言学转向”理解和批评时，我们首先要分辨的是他到底指向的是哪一种语言哲学传统？实际上，当我们提到“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语言分析哲学”或者“日常语言哲学”，而是索绪尔传统下的结构主义语义学。因此，在面对关于语言学转向的批评时，需要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辨析两种语言学转向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这两个传统的混淆在相关批评和解读中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由于日常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语义学似乎都在凸显自己的“任意性”。“任意性”这个概念对于批判理论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它动摇了一切固有话语的天然合法性。在理论自身的辨析层面，论证“任意性”自身的合法性被树立为首要任务，似乎达到了“任意性”我们的理论任务就完成了。但这里往往被忽略的是，这种“任意性”并非是一个需要论证的东西，它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发现，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任意性”自身进行研究和剖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无论哪一种语言学转向的传统，在理论层面上说，对于语言的研究也就是对于这种“任意性”的研究，即要去研究“任意性”和有其规则的“语法”是如何相反相成，以至于形成了我们能够确定表意的语言。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任意性”对于语言来说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它进一步意味了什么？它主要引出了语言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属性。首先，与批判理论直接相关的是，“任意性”说明了语言本身的表意是非中介性的，而这种“非中介性”使得语言学很自然的发展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诗学”。在《结构主义诗学》中，乔纳森?卡勒认为所谓诗学，就是不依赖于“赋意”，而是确立其产生条件，词典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刻的关于诗的解说。此外，卡勒也提到了“语法”和“规则”，他认为对于两者的检验所需要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知识参照”，即一种语言能力。这一层面的看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关系在于第二个方面，即“任意性”同时也就意味着表达和认识的“直接性”，而正是在这一层面，两种语言学转向显露出了重要的差异。 我想从大家都知道的基础的层面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一个是我们提到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是指发生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联系；另一个则是“差异性”原则，这一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一个对象的“其所不是”之中把握这个对象。怎么理解这两个层面的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任意性”前在于“差异性”，就会走向一种建构主义，即我们似乎是通过指称任意性来实现某种差异性系统；但如果认为“差异性”前在于“任意性”，那么“差异性”就是我们能够直观到的，而“任意性”则是我们依据差异直观所做的事情，我们的语言所表征的就是差异性本身。因此，无论在法国结构主义还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一种无限细化的趋向，从语言走向音位甚至指号，因为差异性在理论上是无穷无尽。但是这种无穷尽性又必须被限制在人类的识别与表达能力之内，比如说我们能够接收和发出的声音频率是有限度的，我们听不到蝙蝠能听到的声音，也发不出次声波。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辨证关系，我们在语言上所能做的与我们所能直观到的是互相钳制的。 因此，阿多诺这样的哲学家所批评的“语言哲学”应该更多的是指索绪尔传统下的哲学，而且其理由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直观差异性实际上将语言塑造为一种辩证法的本体论范畴，这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基础非常相近。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谈到一个问题，即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哲学认为理想的哲学系统必须具有无预设的开端，有预设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以此为中介，因此必须找到某种“直接知识”以摆脱中介。黑格尔则指出，如果我们使用“知识”这个词，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知识中“直接性”和“中介性”总是共存的。正如我们在卡勒的表述中看到的，虽然我们可以不依赖于赋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意义呈现的条件，这仍然是某种“中介性”。这种辨证关系本身作为本体论的视角也就暗示了所有的直接性背后都有一个概念系统。从这个角度说，索绪尔式的语言学转向会引导研究者最终发现语言背后的某种前在的系统，比如索绪尔本人就强调语言的民族性特征，而语言本身是否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在这一传统中其实是无法真正触及的问题。而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下的语言学转向则需要直面这个问题。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主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特异论”的看法，即认为我们能够脱离开语言分析哲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理解日常语言哲学。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达米特在其弗雷格研究著作中下过这样一个论断，即弗雷格的哲学史意义在于对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彻底推翻。但是，另一位弗雷格研究者斯格鲁则指出，达米特误解了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的具体情况。斯鲁格指出实际上在十九世纪30年代，观念论的影响就已经落潮，而也正是在30年代到世纪末这一时期，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建构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历史事实往往被忽略了，即语言分析哲学实际上最初是在批判“心理主义”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简单地说，所谓“心理主义”是指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但以逻辑思维为方法的思想流派，其本质上是希望通过黑格尔式的辨证本体论，逆向发展出一套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学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迈农的“金山悖论”。“金山悖论”的提出本身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果我们的语言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语言能够呈现某些具体的对象，而非仅仅停留在对于某种抽象关系的直观上。迈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构想而呈现出具体对象，这种对象在迈农的定义里，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一种“准存在”（pseudo-existence）。并且迈农还给出了关于这一“准存在”的一套正面说明，即这些“准存在”是在一系列关系中被构成的，并且在这种构成中有着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低阶”（inferiora）在逻辑上先于“高阶”(superior)并为其奠基。比如说“金山”就被视为一种“金—山”这样的在“低阶存在”的关系性奠基中呈现出的“高阶存在”，迈农认为这样的高阶存在本身是“可能存在”的，并且能够通过命题“呈现”（presentation）出来。 实际上迈农的问题在于他颠倒了前面所说的“任意性”与“直观性”之间的奠基关系。比如在罗素看来，如果一个对象无法在命题中被表述，那么它自身的逻辑优先性也就无法被理解，一个对象之所以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命题，或者是我们能够直接说出的话语所具有的，而不是对象自身内部的某种逻辑构造。正因为如此，语言不是逻辑虚拟物向现实物的跃迁中介，我们的知识直接性总是出现在我们能够直接说出的语言之中。这是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中“语言转向”的开端，即所谓直接性知识不是关于某物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关于已知和未知的问题，是已然和可然的问题。罗素指出实际上直接的知识表述，比如说主谓形式或者说直言陈述少之又少，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的日常语言多充满推论、假设和猜测，无论什么样的主谓形式都可以被转化入一种推论的形式当中。从这个角度讲，描述或者“摹状词”就是一种直言的假言转化，这种转化将知识秩序融入到了一种存在秩序当中，即有物存在的世界应当或者可能如何，而非仅仅是物存在的合理性所依凭的那个前在的世界实际是怎样的。实际上语言分析哲学的转向是更贴近文论的语言学转向，符合我们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虚构问题的通常理解。 因此，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下的“转向”并不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才开始的，这个转向从语言分析哲学最初的问题意识中就已经开始了。而它要解决的，实际上恰恰是索绪尔式转向中的观念论阴影所带来的问题，它带来了前面我们说到这些内在矛盾。而我相信阿多诺对于语言哲学家的批评更多的是指向索绪尔传统的，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黑格尔哲学影子。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后期作品是在纠正其前期作品中的某种错误，是因为他的前期作品中仍然保有这种观念论倾向。虽然他在前期试图彻底超越黑格尔式的“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内在矛盾，比如说他强烈反对罗素和弗雷格仍然在形式逻辑表达式中保留逻辑常项，而是追求语言与事实的直接同构关系。但他也仅仅是提出了这个超越的意识，没有摆脱观念论最终的指向，也没有发掘出语言自身的创造性。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转变了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思路，即不再试图摆脱“中介性”，而是指出“语法”作为“中介性”是在我们直接的语言行为中变动不居，克服这一内在矛盾的方法不是我们否认它的事实存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创造和改变的认同性规则接受下来，它在我们的语言学习中，在每一次语言交流中都受到事实上的挑战。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摆脱了传统“哲学”。 匡宇：同意云柯的看法。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点，对于我们反思、批判和超越阿多诺的语言哲学及其批判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篇文献的多个段落中，值得思考和追问的地方很多。比如，阿多诺在最开始的段落中说：“对于一种不愿再把自律性和自发性承认为认识之正当理由的思考而言，语言与实事之符号性指归的偶然性彻底成为疑难”，那么，思考的正当理由何在？显然不是自律性和自发性，而是“意在真理……通过语言，历史分有真理……历史突入词语并塑造其真理特征……历史与真理在词语中汇合。”在这里，值得追问的是，阿多诺所谓的真理，是何种真理？或者说，对于真理观念的限定和理解是什么？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展开点，与上述问题相关。由于阿多诺把哲学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与观念论的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的区分关联来起来，并且将名称在本体论层面的“偶然性”、名称与意指物之间的表征性关系（非实事性关系），判定为自律性和自发性，从而宣判了在这种前提下得以开展思考，是不具备正当性的，即“语言与实事之符号性指归的偶然性，彻底成为疑难”。 但问题在于，非实事性关系的表征关系，真的就仅仅是偶然性的么？在意义和指称之间，存在着一种关键的区分。恰当地去表征对象，这是处于推论（inferring）的层次之上；而是否成功进行了表征，则与指称相关。布兰顿说，我们以某些表征行为（representing）表征了什么东西（被表征者），而开始思考表征与指称这两个概念。我们运用某种关于诸表象行为的正确性根据（authority）来思考表象和指称这两个概念。表征行为的正确性根据，决定了某个表征的正确与否。所以，为了能够理解指称和表征，我们必须明白，对我们而言承认关于某物的根据，以及承认关于某物的根据是我们言语正确与否的标准意味着什么；必须明白什么使得我们对那种事物负责，并把它转换用来评价我们言语正确性的标准。（显然，阿多诺是将这种标准判给了历史与实事性，而不是表征关系本身的标准）所以，谈论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实际就是在谈论关于表征对于被表征物的责任。这就触及到表征关系的规范性问题，而根据和责任的规范性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人们总是在一个社会中谈论表征问题。所以，为了能够赋予某物以规范性的重要意义，并把获得的规范性当作是评估我们或他人言语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应当做什么。 请注意，这里所引申出来的规范性、责任、根据等问题，以及从而可能进行的语言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从语言的指称与表征之表征性关系内部所引发的，而不是阿多诺所认定的“语言与实事之符号性指归的偶然性，彻底成为疑难”。这是因为，阿多诺对语言与实事之符号性的偶然性、或表征关系的理解，是基于意识哲学与主体哲学的背景，对指称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表征内容来理解意义的生成和真理的揭示。 虽然他也说“哲学的语言是由含有实事性在先规定的”，并且“哲学语言中唯一正当的可理解性乃在于，它忠实地与被意指的实事协调一致，并且根据词语中真理的历史状况忠实地使用词语。任何被有意追求的东西，从根本上面临着语言批判”，但是由于他把在先规定判给了实事性，并把偶然性关系判给了表征关系，这样就无视了表征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除此之外，在哲学语言或语言游戏中，以表征的方式思考内容，与以推论的方式思考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思考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于，推论行为（inferring）是我们在实践上可以做的事情，它可以在语言游戏中走出一步。而表征行为（representing）并不是我们实际上能够做的事情，不能在语言游戏中走出一步，不是一种实践行为。恰当的去表征处于推论层次之上的对象，并非语义学的环节，而是语用学的问题。 也就是说，哲学语言的语言先验批判，不能像阿多诺的这个文本一样，仅仅将思想视野局限于主流语言学的语义学对象领域。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以及阿佩尔的对话理性概念）对之前的批判理论的语言批判进行了极为有力的拓展。普遍语用学的思想建立在这样的意图之上，即可以以普遍的术语予以重构句子的语音、句法和语义的特征及特定的话语的语用特征。如果说批判理论的目标是为了将主体和共同体从现代社会的诸种限制、剥夺与控制下解放出来，那么，就应该在社会行为和主体交互行动中加以期待和把握这种理论话语或哲学语言。 汪尧翀：谢谢大家的精彩发言。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就目前而言，这场关于“阿多诺语言哲学”的讨论注定是一次思想“绕行”。但与其说是形势所迫，不如说是方法所依：为了让问题恰切地呈现出来，我们需要绕行到问题的背后，去捕捉其历史语境中的不同要件。也许，比起“单刀直入”文本而言，绕圈子会令人生厌。可是，绕行也迫使我们作为谈话主体卷入对各自诠释视角的扩展之中。虽然这种扩展带有不可避免的理想色彩，但我坚信，唯有采用这种扩大了的且不断修正的视角，才能帮助我们在某个时刻恰当地、充分地与文本本身再次交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