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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语言批判的社会批判 匡宇：金城的导读，讲得细致，对阿多诺这个文本的梳理、概括，以及观点提炼，是比较到位的。尤其是他指出，在这个文本中，阿多诺批判了传统的观念论语言观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从而提出了阿多诺自己的“构型性语言观”。这个要点，是对这篇文本的一个很好总结。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批判理论与语言哲学”，那么除了研读阿多诺语言哲学文本之外，还要考虑批判理论意味着什么？阿多诺的语言哲学是如何与批判理论发生关系？这种语言观及其批判理论的话语，在什么意义上是需要得到检验、反思和批判的？因此，我想接着金城的导读，再进行一些扩展和补充。批判理论，既是现代社会的病理学分析，也是认识、语言、活动、行为、系统与经验的统一。社会批判理论如何展开自我理解，如何为以批判为手段的社会学进行奠基，并进行认识论和语言哲学层面的辩护，这就是阿多诺所关切的问题所在。他诉诸于历史、语言的历史意义联系、词语与实事性的相应，指出语言按客观的历史状况而实存，才可能达到哲学语言与真理方面的关联。所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阿多诺对哲学语言所提出的有效性、真实性和正当性等方面的要求。 阿多诺认为，哲学语言中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对应于观念论中认识的形式与认识的内容的区分。概念是诸特性之多样性的简略形式，意识仅仅构成这些特性的统一性。名称是意识的自由设定，在本体论上具有偶然性。而在观念论中，名称与意指物处于表征性关系而非具体的实事性关系中。 在20世纪语言哲学中，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分野。其中一个传统受到数学和逻辑学的启发，代表人物是弗雷格、罗素、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他们关注形式语义学，试图把解释项以系统化的方式勾连起来。根据这种思路，如果我们知道了简单的解释项，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简单的解释项构造出复杂的表达式。而另一个传统，以美国实用主义者、早期海德格尔、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注重从自然历史的角度理解语言，强调语言的实践性、生活性和具体的行动。并且他们对形式语义学不大感兴趣，认为语言并非一种形式结构，而是我们从事的东西。 阿多诺文本所传递出来的语言哲学基本思想倾向，较明确的侧重于第二个阵营。但是，在具体的问题环节和思想诉求上，却又与实用主义者、海德格尔等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全文第6段，阿多诺提到了海德格尔。阿多诺在此其实是在处理不同于观念论的哲学语言，即解释学的哲学语言。 如果用哈贝马斯在《认识与人类兴趣》中的看法，解释学或海德格尔式的形式显示的实际性解释学“着眼于事物所具有的意义的传统之上下联系”。“这种语言区别于理论命题所要求的独自的思想理解。”杰姆逊曾指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工作中，他所进行的语言-术语游戏意味着，“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文本总是一种语言实验，一种结构的发明，它并不仅仅是关于某一新思想的术语性作品。考察这样的作品，从形式而非观念与真理出发或许是更好的方式。” 这样一种关于思想概念的符码转译，又与海德格尔的实际性的现象阐释学相结合。海德格尔并非仅仅以某些语汇对传统的思想命题进行符码转译，而是以存在与无之间的同等设置或关联性分析，来对否定与生成的奠基性结构加以解析或解蔽。 对海德格尔的语言游戏，罗蒂曾提出过他的解释。在《偶然、团结与反讽》中，海德格尔是罗蒂的反讽主义的理论英雄。而反讽主义者的一个特征就在于，由于深受其他人或文本所使用的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的刺激，从而反讽主义者对自己目前所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有一种彻底的持续性怀疑。所谓终极语汇是指，每个个体总处身于一套语词系统中，个体利用这套语词系统来为自身的行动、信念、爱憎、怀疑、期待提供证成的理据；通过使用终极语汇，个体最终实现的是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生存抉择的表达、确证与辩护。反讽主义者一旦意识到了自身所持终极语汇的有限，对之进行怀疑和否定，并对他者的终极语汇进行接纳、吸收与征用，这也就意味着反讽主义者对自身的语言系统和生存理据进行了一种语境式的理解；而这种对语境的理解，则又对反讽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即对融入自身的他者终极语汇同样持有一种语境式的理解。 回到阿多诺关于哲学语言的思考，这种思考所具有的意图，很明显地标识出批判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在这种关切中，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与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品质交融在了一起，并进一步激化了对知识和社会的批判。这种激化意味着要在社会生活和历史状况的再生产过程中，对知识功能进行反思，并且对知识主体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进行反思。这就是阿多诺所谓的“哲学语言具有可理解性，即其社会可沟通性……哲学语言中唯一正当的可理解性乃在于，它忠实地与被意指的实事协调一致，并且根据词语中真理的历史状况忠实地使用词语。任何被有意追求的东西，从根本上面临着语言批判。” 于是，对知识和社会的批判，与对哲学语言本身的批判结合到了一起，并对一切欺骗性的本体论（存在论）进行揭露、诊断和批判。得到激化的语言批判，一方面要解决哲学语言或知识话语之先验条件的难题，但这种先验条件，不是先验意识、不是先验自我，而是在经验条件和历史状况条件下的实事性（实质化的社会逻辑结构）。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语言批判，则必须扎根于人类实际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结构中，而不是从任何私人化经验的“具体性”中来实现对语言的更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问题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语言的先验批判取代了意识批判。从所有形式的不必要控制下解放而出的生活形式，就此成为了批判理论的目标，并内在于经过了语言批判洗礼的真理观念和哲学话语之中。 汪尧翀：黄金城谈及了哲学语言的“物化”，匡宇揭示了阿多诺这篇文献中的“批判理论”因素，我想接着他们的思路，就阿多诺社会哲学的基本取径再说几句。阿多诺这篇文献，在论纲的一个关键表述中，阿多诺诊断了哲学语言与社会实在的同构关系：“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中，哲学语言的可理解性从未被要求，然而处处是在先被给予的......”。阿多诺这个表述，令人想起了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著名诗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就是说，词语的完整和谐，对应着事物的完整和谐。与之对应的是，唯有哲学语言的“不可理解性”，或者说哲学家以“词语的废墟”为材料，按照词语中的历史真理而进行“词语构型”，才能构成对同质化社会的批判。换言之，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所动用语言的“晦涩”、“断裂”之处，蕴含了历史真理可能性的非同一性才突显为旧本体论根基处的裂隙，并作为“词语的审美尊严”，凌厉地揭示了同一性的强制。我想，阿多诺在此论纲中所展现的批判的语言观念，也成为他自己的哲学语言理念。显而易见，阿多诺的语言批判仍带着社会总体批判的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