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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双语教育影响 从1966年起，新加坡政府在所有學校正式推行双语（英语与各族母语）教育政策。从1987 年起，传统的四大语文（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源流學校，统一使用一种教学语言即英语，而本族语文一律作为第二语文學习。英语的地位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成为新加坡的顶层语言，家长的第一选择。在新加坡，想成为行政人员、专业人士、社会精英或政治领袖，就必须熟练地掌握英语。周清海博士说：“三十多年实行双语教育的结果，解决了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新加坡人民都接受双语教育。但英语作为现代化、行政的语言，却不免带来文化上强烈的影响，而母语作为传递文化和传统的语言，却因为程度太低而不能胜任。新加坡华人目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保留自己文化的问题。”[22] 在双语教育制度下，英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是必修科。教育部规定华族学生小学升上中学，中学升上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升上大学，华文科都必须考获合格的等级，但是一旦进入大学，除中文系课程外，全部用英文。如果中学毕业不升大学而进入理工学院的话，所有课程也都用英文。因此，在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下，两种语言的接触时间实际上是随着学年的递升而递减的。 工院或大学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主要使用英语，原来那点不厚实的华文底子，经过几年的荒疏之后，已经派不上用场。唯有华语还没有完全遗忘，尚可作为工作或生活中的辅助用语。有时，用华语交谈也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求诸英语，因此，新加坡华人在用华语交谈时，语码混用或转换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最常见的是掺杂英语词句。其结果是字母词（lettered-word）大量产生。 新加坡华人在交谈中常用的字母词有：5C、U转（U-turn，掉头）、CC（community centre/club，民众联络所/俱乐部）、CDP（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td，中央托收公司）、COE(certificates of entitlement，拥车证)、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s，中央公积金)、CTE(Central Expressway，中央高速公路)、DBS(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Ltd，新加坡发展银行)、DJ(disc jockey，唱片骑师)、ECP(East Coast Parkway，东海岸公园大道)、EDB(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经济发展局) 、EM1(English-Chinese1，英文高级母语)、EM2(English-Chinese2，英文母语)、EM3(English-Chinese3，英文基本母语)、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电子公路收费制)、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消费税)、HDB(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建屋发展局)、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工艺教育学院)、JB(Johor Bahru，新山)、LRT(light rapid transit，轻轨铁路)、MAS(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C(medical certificate，诊断书)、MRT(mass rapid transit，地下铁路)、NETS(network for electronic of Funds，电子转帐系统)、NTUC(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全国职工总会)、PIE(Pan Island Express，泛岛高速公路)、SIA(Singapore Airline Ltd，新加坡航空公司)、TC(town council，市镇理事会)、TDB(Trade Development Board，贸易发展局)、URA(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市区重建局)、WTC(World Trade Centre，世界贸易中心)，等等。 其次，音译词和意译词并存，而音译词挥之不去。例如：杯葛（boycott）——抵制，固打（quota）——限额，礼申（licence）——执照，恐兵（complain）——投诉、申诉，哈啰（hello）——喂，必甲（pickup）——小卡车、小型货车、轻型货车，罗厘（lorry）——卡车，摩多西卡（motorcycle）——电单车、摩托车，积博、积宝（jack pot）——吃角子机、吃角子老虎机，德士（taxi）——计程车、出租汽车。这些互相对应的音译词和意译词，照例完全可以使用意译词，而无须再用音译词，但是，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音译词仍时有所见，纯粹是语用习惯使然。 有的是由于还没有定型的意译词，所以音译词在语用中占上风。例如：卜基（bookie）——在赛马、球赛或政治人物竞选等活动中非法接受赌注的人，史古打（scooter）——低坐、有踏板的小型摩托车，固本（coupon）——用于停车、以特价购物、参加抽奖或换取赠品的凭证、券或票，滑铁卢（Waterloo）——比喻受挫、失利或失败。 无论哪一种情形，结果都是异名同实词语的数量有所增加。对不谙英语的人来说，他们不明白你说的“杯葛”是什么意思；对不能熟练地使用华语的人来说，boycott（杯葛）有助于他们实现沟通的目的。 六 特有词语在语文生活中的价值 每个社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反映该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的词语，这些词语主要为该社区的全体成员服务，成为他们语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加坡也不例外。 作为社区的成员，对本社区的特有词语，敏感度反而较低，或许是“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吧。如果他们进入别的社区，语言敏感度就会高起来，就会觉察自己的用词习惯跟别人有不同之处。 一个长期生活在甲社区的人，一旦进入乙社区，假如有机会长期住下来，呆上三年五载，就不难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社区中存在的特有词语，并通过不断解读这些词语去认识并了解这个社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有词语在人们语文生活中的最大价值，便是让外来的语言用户借以了解该社区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外人认识并了解这个社区的窗口。新加坡华语中的特有词语，其价值也在于此。这一点，笔者在第三节里已经详细描述过了。 特有词语在语文生活中的另一个价值是可以大大地丰富汉字文化圈内的语汇。特有词语一般都是单区独用的词语。但是，如上所述，由于语用互动频繁，有些词语已成为双区、三区、四区甚至五区共用的词语，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为普通话所吸收，成为现代汉语语汇的共同底层，成为普天之下炎黄子孙共用的词语。[23] “公关、代沟、共识、另类、投诉、互动、双赢、峰会、安乐死、炒鱿鱼、负增长、AA制、T恤衫、卡拉OK”等等，不都是改革开放后陆续从境外或海外进入中国大陆，为普通话语汇所吸收的吗？这些词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汉语的重要补充部分。[24]“共同底层”越宽阔，“底层基础”越厚实，全世界炎黄子孙沟通起来就越方便。这在网络世纪显得格外重要。 网络世纪语言沟通的一大特点是词语无国界，词语无时限，天涯成比邻。尽管华语语汇有个共同的底层，使沟通一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碰到某个社区的特有词语，即单区独用词语，障碍就出现了。这就好像北京人跟广东人用普通话交谈时，一方突然口吐一个方言词，沟通马上就出现障碍。如果是个关键词语，沟通就难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比如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的读者在新加坡的中文网络媒体上看到“新加坡的年轻一代追求5C”这句话，而新闻未予解释，那么，阅读就搁浅了。反之，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上网阅读中国新闻，看到 “双规”、“双开”、“海龟派”、“新贫族”等中国特有的词语而没有解释的话，阅读也会搁浅。如果新闻的作者或编辑作了解释，假以时日，大家就熟悉了。尽管这些词语尚未成为双区、三区或各区正式流通的共用词语，尚未成为当代汉语的补充部分，但是，已经了解这个词语的受众，可以把它存放在个人的词库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单区独用词语至少已经为双区、三区、四区甚至各区的少数成员所了解。如果它是个富有生命力的高频词语，就可能被吸收，成为正式流通的共用词语。 第三，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单区独用或双区共用的词语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华语注入新血，丰富了新加坡华语的语汇，使新加坡华语提高了表现力。例如中国大陆的“人均”、“同比”，香港的“波霸”、“狗仔队”，台湾的“诉求”、“人脉”传到新加坡，经媒体采用并传播开去，现在已经落户新加坡，为新加坡华语所吸收。新加坡所创造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为马来西亚港台等媒体所采用。 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更加开放，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本来就是开放型的社会，可以预料，不同社区的特有词语借助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频繁交流，多向互动，已是大势所趋，它们在语文生活中的价值将日益显露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