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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束语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语语汇同普通话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新中两国人民在用华语或普通话交谈时，沟通不成问题。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差异还是存在的，新加坡特有词语的存在就显示了这种差异，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给沟通造成障碍。消除障碍的方法之一是编纂一部新加坡地区词词典，并出网络版，以便全世界的华人随时查检。 从积极方面来看，人们可以通过解读新加坡特有词语来认识新加坡，了解新加坡。新加坡特有词语是新加坡人语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普通话语汇输送新血，丰富普通话的语汇，也给全球华语增添了姿采。某些新加坡特有词语在构词上体现出来的创意性，不但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为现代汉语的构词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收集、整理、研究新加坡特有词语，从词形、语义和语用上同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和台湾进行比较，有助于促进台海两岸、港澳和新马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交流与沟通，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往来。在网络世纪，这种了解、交流、沟通与往来显得格外迫切而重要。拙文仅是抛砖之作，敬请广大读者指正，并由衷地希望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朋友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2002年5月1日于香港 【后记】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成立后，主持其事的周清海教授便拟定了一系列同新加坡本土有密切关系的科研专题。当时，笔者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从事文字工作，周教授将自己的构想告诉笔者。随后，蒙周教授错爱，邀请笔者选题参与研究工作。 周教授将研究工作锁定在与本土有关的课题上，对此，笔者非常赞成。笔者向来不赞成，也不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投入那种离人们的语文生活非常遥远的研究之中。恰好笔者已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新加坡特有的词语，于是便选了这个同语汇有关的题目。 笔者结合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分析手头的资料，着手编撰《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拙编终于在1999年10月出版了。 虽然笔者把拙编叫做“词典”，但是，有人说“这不像一本词典”，也有人说它“不仅是一部词语词典，而且是一部社会和文化词典”（孙建强：《读词典，逛新加坡》，《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笔者也就不管人家怎么说了，反正笔者把十多年来所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众，目的是方便语言用户，特别是那些到新加坡旅游、探亲、学习、工作、经商或定居的人，帮助他们减少沟通中的障碍。 词典出版后不久，笔者就结束在新加坡的工作回香港了，但是，当年答应周教授写篇论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对此，笔者非常歉疚。现在，文章总算写出来了，交卷了，不过是抛砖之作。犹记得笔者刚到新加坡时，曾听老新加坡说，新加坡虽是个小国，却是一所语言大学院。这个比喻非常确切，新加坡的确是人们研究汉语方言、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的好地方。因此，笔者希望有兴趣的朋友继续以新加坡地区词为课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出了一本词典，写了一篇文章，笔者关于新加坡特有词语的研究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周教授是一位办事很认真，很有计划，又很能体谅人的学者。如果说笔者多少取得了一点成果的话，那是跟周教授几年来的关心、鼓励、推动、协助分不开的。借此机会，谨向周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郭良夫主编《应用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陈原《社会语言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第176页。 [3]刘涌泉《谈谈字母词》，《字母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266页。 汪惠迪《新加坡华语字母词语用简论》，2000年8月6、13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论坛；《欢呼“字母词”时代的来临》，2002年2月22日人民网·观点；《信息时代的产物——字母词》，2002年3月2日联合早报网·社论／言论／天下事。 [4]孙远志《印度尼西亚语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12页。 [5]同[1]，第228页。 [6]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4页。 [7] 窝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马来群岛科学考察记》（吕金录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第29—30页。译文用词似有不尽确切之处，悉照原文。 [8]纽博特（Newbold）《马六甲海峡的英国殖民地》（1839），转引自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第5页。 [9]《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联合早报》2000年9月1日。 [10]《汉语大词典》第一卷，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第1041页。 [11] 同[1]。 [12]庞兆麟《辞书怎能汇集语言垃圾》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10月17日第921号第1版。 [13]王同伦《莫把同志推下水》北京：《语文建设》，2000年第12期第8页。 [14]周士琦《由“霸”构成的新词语》北京：《语文建设》，2000年第12期第15页。 [15]陈重瑜《“华语”——华人的共同语》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6年第21期；又《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出版，1993年，第5页。 [16]卢绍昌《华语论集》新加坡：作者自印本，1984年，第46—47页。 [17]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年，第720页。 [18]同[6]，第112页。 [19]周长楫、周清海《新加坡闽南话概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0]同上，第165—166页。 [21]新加坡交通及新闻艺术部华语运动秘书处《小贩中心、巴刹、酒楼餐馆和中元节常 见物品名称简编》（修订本），1987年。 [22]周清海《语言与教育》，新加坡：《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 语言文化中心，第52页。 [23]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二章第二节。 [24]同上，第45页。 [25]《胡姬花就是“兰花”》，1999年9月22日《联合早报》第20版。 [26]林万菁《“胡姬”是佳译应保留》，1999年10月22日《联合早报》第20版。林学大是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人，他偶然取用“胡姬”，结果报纸竞相采用，从此风行。 [27]朱添寿《中国花谱词典应采纳“胡姬”一词》，1999年10月27日《联合早报》第16版。 [28]《王俊杰：“兰”只是一种泛称，胡姬是正确科学分类，没有必要改称兰花》，1999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第9版。 [29] 1999年11月16日《联合早报》第17版。 [30]晁继周《榴槤？榴莲？》，1999年9月17日《联合早报》副刊第2版。 [31]汪惠迪《双向互动 兼容并存——新马华语词汇规范的路向》，2000年1月23、30日《联合早报星期刊·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