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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特有词语产生的社会条件 “社会的需要就是语言的生命线，语言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需要的扩大、复杂化而改善自身、完备功能；也随着社会需要的减少、消失而逐渐死亡。”“语言只存在于社会对它的使用中”。[6]因此，新加坡特有词语产生的社会条件必须到它产生与赖以存活的社会中去探索。 （一）社会形态独特 英国人莱佛士勋爵(Sir Stamford Raffles)为了替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开辟新 的商贸根据地，奉命率领一支船队从槟榔屿(Penang)南下，在1819年1月28日抵达新加坡海域。他在考察了附近的岛屿之后，翌日便登上新加坡本岛。自从莱佛士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后，这只沉睡的狮子苏醒了。1824年8月2日，柔佛苏丹胡申和天猛公阿都拉曼与东印度公司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克劳福(John Crawford)签订条约，英国人以金钱换取权力，规定苏丹和天猛公放弃对新加坡的统治权。从此，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掀开了近代史上崭新的一页。 新加坡开埠30年，即1854年，英国的博物学家窝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到新加坡考察。从1854年至1862年的八年中，窝雷斯曾多次到过新加坡。在窝雷斯的眼中，新加坡是怎样一片景象呢？他说： 对于从欧洲来的旅行家，比新嘉坡市同岛更为有趣的地方实在很少，因为这新嘉坡光怪陆离，有复杂的东方民族，有分歧的宗教同生活方式。官吏、驻防军及主要商人是英国人；而大宗的人口却是中国人……土著的马来人通常都做渔夫同船夫……又有麻剌甲的葡萄牙人做着一大宗的店员同小商人。印度西部的克林族(Klings)在此设立无数回教徒的团体；他们同许多阿剌伯人都做着小商人同小店主。马夫同洗衣工都是孟加拉人，又有一小群极可敬的帕栖商人。此外有多数爪哇人的水手同家佣，又有从西里伯巴里及其它岛屿来的商人。港口内拥挤着军舰同欧洲许多国的商船，并好几百的马来“普牢船”(Praus)同中国海船，上自几百吨的大船，下至小渔船同搭客舢舨；而市上又包含着美丽的公众建筑同教堂，清真寺，佛殿，中国神庙，欧式美屋，伟大栈房，古怪的克林同中国商场，以及郊外许多长排的中国人同马来人的村舍。[7] 窝雷斯的描述告诉我们，新加坡开埠后，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区。英国人、中国人、阿剌伯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帕栖人、爪哇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岛，同原住民马来人一起经商垦殖，生息繁衍，不过30年的工夫，就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到1860年，新加坡的人口已经增加到8万零792人，华人占了总人口的61.9﹪，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5﹪和16.05﹪，其它种族（包括欧洲人） 占8.5﹪。根据记载，在莱佛士登陆的时候，新加坡大约只有30个华人。[8] 新加坡统计局于2000年8月31日公布的“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在65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新加坡的总人口为401万7733人，其中定居人口（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为326万3209人，外来人口为75万4324人（不含游客和过境者），几乎占定居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事实表明，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定居人口中，华人占76.8﹪（约为250万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9﹪和7.9﹪，其它种族占1.4﹪。[9]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四种。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语，也是政府的行政用语。这个事实表明，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社会是个多元的结构系统。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将近6000人。在新加坡，人们一方面感到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国度里，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大城市之中。这个事实表明，在新加坡，多种语言的碰撞势必十分频繁，因而词语互动、渗透的现象势必十分普遍，不像幅员辽阔的国家那样会受到高山大野的阻隔。 新加坡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是特有词语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二）巫语英语渗透 如上所述，新加坡是个以华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城市海岛国家。新加坡的华族大多是中国南方沿海诸省的移民及其后裔，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跟土著马来族朝夕相处，共同开发这片富饶的土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互相接触，互相影响，通婚繁衍，马来语（巫语）对汉语的影响与渗透就不可避免了。 新加坡这只沉睡的雄狮，是在英国人莱佛士们的怀抱中苏醒过来的，直到1959年6月3日，英国殖民地当局才被迫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实行内部自治。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退出，独立建国。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一开始就凌驾于马来语、汉语方言和淡米尔语之上，一个多世纪下来，它的地位至高无上，基础坚如磐石。在殖民地时代，英国人鲜有学汉语方言的，但是，华人为了出人头地，必须努力学习并掌握英语。 马来语和英语对华语长期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华语从马来语和英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词语，因此华语特有词语好些是从马来语或英语中吸收的。仔细观察今天新加坡华人的语文生活，就不难看到英语对华语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马来语。展望将来，这种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新加坡，许多新事物是用英语命名，然后翻译成华语的，有些词语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明显地留下了翻译的痕迹。例如“经典汽车”译自英语classic car，单看华文译名，外国人很难想像它是一种怎样的交通工具。又如“高速公路监察与提示系统”译自英语expressway monitoring advisory system，“全国紧急事故心理应变系统”译自英语national emergency behaviour management system，前者用了11个字，后者用了12个字，称说、记忆与使用颇为不便。这种现象在新加坡华语中并不少见，而在中国的普通话词汇中是罕见的。 （三）中国制度转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语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巨变很快在语言的语汇中得到反映，那便是不适应新社会、新制度需要的词语淡出人们的语文生活，进入历史。尤其是那些显示地位高低贵贱的词语，例如“邮差”、“听差”、“佣人”、“车夫”、“清道夫”等，同新制度的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它们从人们的语文生活中消失了。“邮差”们在中国无法生存了，却依然活跃在新加坡人的语文生活中，直到如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差”已为“邮递员”(又称“投递员”)取代。现在，新加坡人只有在唱卡拉OK《草原之夜》的时候才会口吐“邮递员”三个字，平时都用“邮差”。“听差”已为“服务员”或“勤杂工”取代。新加坡用“杂工”、“杂役”、“工人”或“勤务员”。“车夫”已为“司机”取代，新加坡还见用“车夫”。“佣人”(女性)已为“保姆”或“阿姨”取代，新加坡仍用“女佣”。“清道夫”为“清洁工人”取代，新加坡还见用“清道夫”，不过使用频率较低，多半用“清洁工人”。 还有“报聘”、“得直”、“卤获”、“人妖”等文言词语，普通话也不用了。“报聘”已为“回访”取代，“得直”已为“上诉成功”取代，“卤获”已为“破获”取代。至于“人妖”，须略加说明。 “人妖”有两个义项：①人事方面的反常现象；人为的灾祸。②旧指与正常人不同的怪异的人。如伪装异性或有生理变态的人。《南史·崔慧景传》就记载了一个东阳女子伪装异性的故事：“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棊，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 [10] 改革开放前，“人妖①”在普通话中偶尔还用，“人妖②”已经从人们的语文生活中消失了。但是，改革开放后，“人妖②”复活了。虽然中国本土没有“人妖”，但是，中国人民到新马泰旅游时，耳闻目睹了“人妖”，于是“人妖”一词出现在口语中或媒体上。在新加坡，“人妖②”一直使用，并未经历“存在——消失——复活”这样一个语用的转变阶段。 如前所述，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语的区域变体，母体国家制度的转型促使语用出现分化现象，变异由此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