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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语却不是这样：它基本上是个多音节语；一般音节的音长较短；因此其语速也较汉语为快（平均每分钟310个音节）；它虽然也没有复辅音和塞音尾，但因其音节的音长短、语速快，而得到补足，因而在吸收欧美语言时不显得力不从心；它较早就使用拼音文字性质的假名，并同汉字混合使用。这些都为日语引进外来语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还可以稍稍具体地观察一下日语的情况： (1) 它从古代开始就几乎全面地吸收汉语词汇和汉字，而在明治维新后又越来越加速地用音译方法吸收西方语言的词汇，几乎没有从音译改换成意译的情况，相反却存在大量的放弃或近乎放弃意译形式改换音译形式的现象。比如已经完全使用ビ－ル（beer），不再使用“麦酒”；一般使用スポ－ツ(sports),而很少再使用“体育”；使用セックス(sex)，很少再用“性”；喜欢用バレ－(volleyball)，而很难再看到用“排球”；几乎都使用ボ－ナス(bonus),而不再使用“赏与金、慰劳金”；普遍使用グル－プ(group)，而不再使用“集团”；喜欢用ニュ－ス(news)，而极少再用“消息、新闻、报知”；使用上エアコン(air condition)，而把“空气调节器、空调”放弃了。有的则新老分工负责，成为一组同义词。比如用ホテル(hotel)表示西洋风味的旅馆,而传统的“旅馆”和“宿屋”，一般都在小城镇或老区，甚至在僻静乡下才能看得到。 (2) 一般的语言在语法层面引进外来成分是很少见的。但是我们注意到，最近日本越来越多地引进英语的冠词the，使用“ザ”这个成分，例如： ストップ·ザ·中学犯罪对策本部（机构名） ザ·ダイヤモンド（横滨一企业名） ザ·ゲンダイ（日本一外来语词典名） ザ·未公开&里侧&名场面 （日本テレビ98.5.31.一节目名） ザ·おケイコ对决（杂志标题） 日本シリ－ズ ザ·对决（电视标题） ザ·温泉（SUN TV节目标题） ザ·バ－グン（见于大阪天神桥通） ザ·セ－ル（日本テレビ的一广告节目） ストップ！ザ·野菜不足（青粒会社广告标题语） 风神阵太鼓公演/ザ·祭り～心·里归り～（大阪千里中央广告） ストップ·ザ·传线（日本一女袜广告） 3. 最近英国戴安娜（Diana）公主之死，使全世界都频繁接触到一个并不很新的概念：paparazzo/paparazzi，日本在出事的当天就向全国介绍了这个词，马上就用片假名パパラッチ输入了。可是跟英语关系很近的香港，却不用这个外语词，它使用了“狗仔队”这个固有词，中国大陆也只是使用“猎奇摄影者”和“跟踪/追踪戴安娜的摄影师”这类短语。这以后香港又继续讨论，该词应译成“跟屁虫”好，还是译成“牛虻”或“蚂蟥”好，而这些都是意译的形式。看来，这都不是偶然的。 这些都说明了中日两种语言及其人民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性格：汉语是一种自足意识很强的、比较保守（非贬斥意义上）的语言。中国人的心理深层是一种音节有理化/意化的文化，是一种在语词层面上分解认知倾向较强的文化，很不容易改变为西方那种音节基本非意化的心理。而日语则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比较开放的语言，日本人似乎具有较强的兼收并蓄和较强的整体认知的深层心理。因此，前者外来词必然不易安家落户，也就不可能太多；后者的外来词必然很容易生根发芽，也就会有现在的外来语铺天盖地。 4. 因此问题也许不应该局限于外来词，而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在语言和文化交流/接触中，体现当代新科技、新文化、新生活的外来概念是否被吸收了？这些外来概念又是怎样被吸收的？是以什么速度吸收进来的？ 因为外来词的真正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异文化、新概念，补充本民族语言自身，促进本民族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二是促进不同民族更方便的交流。然而从前者来看，意译当然同样可以引进外来概念或新的科学概念，可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引进就很可能只在少部分人手中掌握，引进的速度也就不得不放慢。而字母音译就完全相反，日本最近的外来语浪潮就可见一斑。此外，汉语中意译词的形式往往不能很快稳定下来，一个合适的意译词常常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多次反复才能找到（如republic：民主→共和；telegram：电气通标→电报；newspaper：新闻纸→报纸），有时候甚至只能用几个意译词来分别代替（如communication：交通，交流，交际，通信，）。从后者来看，意译词很难再同外语原词相联系，因此，在同外国人交流时，意译词成了另一种障碍。而在英语、法语、德语之间，彼此的外来词词形十分接近，很容易交流，甚至在日本语中，只要掌握英语来源外来语的转写或对应规则，日文片假名词也是比汉语容易转换成英语原文的。 意译和音译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它们是吸收外来概念的两种必备的手段，我们不能未经深思熟虑就轻易放弃其中任何一种。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合适的张力，让语言既保持自身的稳定与特性，又享受外来文化带来的利益。 （二） 语言政策以及外语状况。语言政策包括对本族语言和对外国语两个方面。外国语的状况是语言政策导致的。大致有四方面：学不学外语；学什么外语；外语学到什么程度；用不用外语。现在综合说明如下： 1. 1949年以前，中国是以英语作为中学和大学的第一外语的。1949年后，由于政治上的大变动使得行政当局的语言政策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政治上的向俄国“一边倒”也导致外语教育一律转向俄语教育；取消小学和初中外语教育使得外语水平大幅度地滑落；同时，又提倡语言的纯洁化，摒弃可要可不要的外来词，使绝大多数外来概念都转而采用意译方式引进。60年代开始，中苏交恶，俄语教育开始在中国衰落，英语逐步恢复。紧接而来的却是包括“四清”（正式的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在内的长达12年的两次社会大动荡，学校甚至停课关门，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外语教育了。这种大起大落，无疑影响着全社会，影响着至少三代人同外语的联系。我们很高兴，这种情况在“文革”以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2. 1989年亚洲运动会时，为了表示城市国际化，北京曾经出现路名牌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情况，但是，这一措施立即遭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某些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只能放弃。这种情况当然对外来词的进入会发生相当消极的影响。可见在语言问题上开放和国际化同样是非常不容易的。 3. 中国的文盲率是很高的，据最近的调查，1998年时大陆15岁以上的文盲率仍接近12%，有1亿4千万人，比日本人口还多。而外语教育的普及率更低，1949年以前只有少数大城市有条件在少数小学（高小）以及初中开设英语课，一般只在高中形式上设置英语课，而质量是谈不上的。49年以后取消了在小学、初中的外语课，并在高中、大学改学俄语，英语教师一律改行学俄语教俄语，这使得外语教育质量急速下降。同时，49年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国内自由使用外语的机会几乎没有。以前大学里普遍使用外语上课或采用外国原版教材上课，49年后都取消了。外国的资料在“文革”前很少看到，自由的国际交流更谈不上。这一方面同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政治波动有关，另一方面也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有关。这种情况只有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有彻底的转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外语局面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奏效。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大学和中学外语的实际水平是很不一样的。再加上文盲为数众多，要达到日本那样的外语教育普及率还是一个十分艰巨和漫长的过程。显然，在外语教育和外语掌握的局面彻底改变之前，音译外来词的输入是不容过分乐观的。因此，语言政策，外语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外语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无疑是外来词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制约国际交流的重要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