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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偶句相须是《诗经》篇章的主要特征，但相当数量的三句一节结构依然存在，且覆盖《风》、《雅》、《颂》，呈有序与无序相错杂的分布状态，在叙事、抒情和调整节奏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功能。三句一节结构在先秦楚辞中数量减少，但描写功能加强；自西汉至南北朝的乐府歌诗则对它随机复制，没有固定规则；直到词和散曲的出现才为这一模式立法、定格，进而引起清代词论家的高度关注。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的艺术张力，缘于音乐韵律和它的内在机制。三句一节与偶句相须两种结构互相补充，促进新诗体的生成，并使中国古代诗歌表现出多样化的章法形态和节奏韵律。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研究”(批准号：14BZW177)成果。 作者简介：贾学鸿，扬州大学文学院。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写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①这里的文辞，兼指词语和语句。对此，范文澜这样解释：“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二句相扶，数折其中。”②这就充分肯定了偶句组合的合理性，并将这种骈俪化结构作为美文书写的基本规则。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偶句成节的章法占绝对优势。但是，穿插其间的三句一节结构模式也不能小觑。这种句式组合虽然数量有限，却极具活性张力，对后代诗体的发展意义重大。梳理古代诗歌中三句一节结构的模态与流变，可从句式组合的视角洞察传统诗歌结构的艺术特色。 一、《诗经》三句一节结构的配置与功能 对《诗经》作品的章节划分，不同注本看法不尽一致。本文以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和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作参照，结合形式和语义两个结构系统，对诗篇进行逻辑考量，最终确认包含三句一节结构的篇目是：《国风》二十六篇，《小雅》十五篇，《大雅》十三篇，《周颂》十八篇，《鲁颂》一篇，《商颂》三篇，总计七十六篇，约占“诗三百”的四分之一。根据三句一节结构在具体作品中的组合状态，将其归并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全章均由三句一节组合而成，即纯粹式三句一节结构；另一种是三句一节与两句一节共同构成完整一章，属于混合式三句一节结构。 《诗经》的纯粹式三句一节结构首见于《周南·葛覃》，该诗首章写道：“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③这章诗可分为两节，每节三句。前节描写葛藤，后节叙写黄鸟。清人方玉润注解道：“追叙葛之初生，三句一截，唐人多有此体。”④方玉润注意到《葛覃》的章法与刘勰总结的“偶句相须”规则不完全一致，并联想到唐诗中的三句一节结构，可谓独具慧眼。 混合式三句一节结构首见于《召南·草虫》。该诗首章云：“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即见止，亦即觏止，我心则降。”⑤全章七句三节，前四句两句一节，先以虫起兴，再表达思念的焦渴。后三句为一节，抒写会面后情感得到宣泄的平和之乐。该章“二二三”的组合即是混合式三句一节结构。 纯粹式三句一节结构，按句子依次排列，体现出顺序性；混合式结构中的三句一节组合单元，可灵活置于章首、中间或末尾，变通性很大。因此，在以整齐偶对为审美标准的上古歌诗中，这种结构模式具有更丰富的功能。 (一)调整节奏 《诗经》时代是中国由蛮荒蒙昧步入礼乐文明的时期，舒缓和谐的节奏律动，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情感走向。《诗经》作为古老的乐歌，整拍节奏、平缓旋律的音乐，促使歌词结构趋于整齐，因此四字成句、两句成节、偶数节成章是《诗经》篇章的基本特点。但是，三句一节结构的存在，使诗歌章法稳中有变，从而产生顿跌之感。 《小雅·楚茨》共六章，每章十二句。第一、四、五、六章各节完全是偶句相须，节奏整一。第二、三章则是纯粹式三句一节结构，每章十二句，全由四个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组合而成。这样，在全诗二十四个偶拍中，插入了八个三拍，形成变奏。同时，也使章法结构与语义内容相契合。如第二章云：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⑥ 全章四言一句，除第十一句“福”字属职部外，其余韵脚字都是阳部，节奏整齐，韵律和谐。如果按照偶句相须进行句读，形式上能与全章的节律相协调，但会造成语义系统的割裂。以三句一节进行切分，可形成四个完整的语义单元，即清洗、加工、祭祀、祈福，这就实现了形式与语义的统一。高亨按三句一节断句⑦，十分恰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小雅·采芑》中，只是该诗前两章每章四个三拍，后两章每章六个二拍，可见全诗乐曲前后曲调不同。陈子展对前两章按三句一节断句⑧，非常允当。《诗经》作品绝大多数不孤句成章，而是与其他形式相错杂，形成混合式三句一节结构，如前面列举的《召南·草虫》，各章都是二二三结构。再如《召南·江有汜》，首章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⑨这是三二式组合，全诗三章，结构相同。 作为乐曲，必然要和谐中富于变化，过于整一的曲调易产生审美疲劳。同一首诗以偶句相须为主，穿插少量的三句一节结构，使全诗既不失严整，又流转变动，避免呆板，并彰显出上古乐歌横而不流的风格。 (二)延伸语义 三句一节结构在《诗经》中数量有限，基本用于拓展叙事。前面提到的《周南·葛覃》、《小雅·楚茨》都是如此。再如《小雅·采芑》首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⑩ 这是四个三句一节结构，每个单元集中叙述一种事象，即采芑的地点、方叔前来的目的、方叔队伍战马的威仪以及部队装备的精良。各节分工明确，链条清晰。 《诗经》以抒情为主，弱于叙事，诗歌章法被限定在音乐的韵律结构内。严格的节律和字句约束，限制了叙事性的发挥。不过，相比于两句相须，三句一节结构无疑增加了字句，可以相对扩大叙事空间。如上面的例句去掉强调语气的词语，具有叙事意义的实词是“采芑”、“新田”、“菑亩”。《尔雅·释地》：“田一岁日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11)说明菑亩需要开荒，耕种起来自然比新田和畲田困难。如果未加这一句，这层意思便无法说出。 诗歌的一节，通常是一个意义单元。三句一节结构模式，在意义内涵上比两句一节丰富，在语句数量上又比四句一节减省，因此，在有限的篇幅内，能使叙事言简意赅。 (三)强化抒情 《诗经》中抒情诗占绝对多数，把三句一节结构置于章末强化情感的力度，在《诗经》的《风》、《雅》、《颂》中都可见到。《邶风·北门》共三章，每章七句，章尾都是三句一节结构。首章写道：“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12)这首抒情诗每章前四句两句一节，虽然带有抒情意味，主要在于交待心情和境遇。结尾三句，抒发无可奈何的感慨，并且两次运用语气词“哉”，使情感得到强化。再看《小雅·巷伯》第五章：“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13)《巷伯》是一首政治批判诗，前四章各四句，此章增为五句，属于变调。结尾三句，作者呼天抢地，抒情色彩相当浓郁。《周颂·烈文》共十三句，前十句均是两句相须，对分封的诸侯进行告诫。结尾三句是：“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14)这个三句一节结构仍然是告诫之词，但抒情成分明显增加，“於乎”一句，提升了祭祀情感的虔敬程度，同时，也与乐歌延长收尾相和。 总之，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存在，是乐歌的内在要求，它可以打破规则的曲调形成变奏，扩展叙事内容，提升情感烈度。它在《诗经》中的分布，呈有序与无序相错杂的状态。纯粹式三句一节结构专章，排列顺序及其在诗篇中的配置还有规则可循。而混合式三句一节结构中，三句一节单元出现的位置和数量都变动不居，带有随机性。正是这种变数，使它在后世诗歌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