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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文论研究是百年来在世而淑世的现代事业，思想重构和传统体认是其相反相成以求重获整体性自觉的一体两面。这里试图概括百年来古文论研究中较为主流的三种“做法”，主要通过对诸种学问样式、历史意识及其文化效果的考察，辨析其优长劣短，期望形成古文论研究的自我认识或理论自觉。 关 键 词：古文论研究/史/论/释/钱锺书/朱自清/宇文所安 作者简介：陈雪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古文论的学人多少都怀有焦虑。不少学者认定，经过百年研究，古文论研究已独立成科，有自己独立的范围领域、研究对象乃至史学架构。但是，在一些基本点上仍然存有疑虑。比如，在为什么要研究、怎样研究以及研究导向什么方向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确。从学科自觉和理论概括的高度上讲，这并不奇怪。在当代思想和立意多元化的今天，当代研究不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在学科合法性、问学路径及思路做法方面，都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古文论研究也不例外。 一类虽浑朴直接不够精致，但根本致命的问题是：研究古文论有什么用？能达到理论高度，与现代文论衔接，与当代生活相切合吗？这些方面需要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对古文论研究的现代性的自觉。这个自觉就是确认近百年来对古文论的研究其实是一项现代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在世而淑世的，它必然由思想重构和传统体认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构成。所谓思想重构，主要强调每个时代的演进必然意味着对时间、理性、主体和世界的疏离和重组，疏离和重组即是重构或重建。古文论研究作为现代文化和当代自我的具体实践，总是一个不断疏离传统，不断进行当代自我重构的动态进程。不断地重构自我，不断地进行时代重建，这也是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现实。在另一方面，所谓传统体认，主要强调主体基于百年激进变革和思想变迁进程，也必然意味着不断追溯自身各种传统，通过体认因缘出处而确证自我，以获得新的整体性或自性。大凡人类，都有由当下现代而返观并选择传统，从而获得具有自性体认甚或灵感的本能和欲求，这其实也是思想研究获得自觉性的体现。合而言之，思想重构和传统体认，是现代事业的一体两面。在不断疏离和重构的同时，而又返求诸己，追认传统，也是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的古文论研究的必由之路。只有获得现代性自觉，古文论研究才有可能转化为文论重建和获得自觉的契机，才不至于陷溺在为古而古、还原传统的幻觉，才不至于沦于追新逐异、为研究而研究的患得患失。 所谓古文论做法，就是怎样研究古文论。于今看来，这其实也并非不言自明。百年来无数学人前辈辛苦耕耘，在文献辑佚、观念辨析、源流疏通和专题研究乃至个案考辨，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有些专家从经验出发，认为研究已穷尽路径和方法，到了尽头。其实不然。许多既有成果其实大多是古文论研究的基础或前期准备，而在古文论的整体把握、深度理解和历史蕴含以及现代意义方面，目前的现状也并非令人满足。这里尝试经验地概括理解百年来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即“史”、“论”和“释”。所谓“史”的做法，主要把握作为研究对象的古文论、思想和观念在历时维度上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论”的做法则重在超越具体的个案分析，拉开与具体对象的距离，而试图把古代文论视为整体，把握其整体逻辑或内在结构。而“释”的做法，就更多地透过个案分析文本，试图开放对象与当代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大体而言，在百年来最精锐庄严的研究那里，上述三者其实是浑而为一的。这里初步析言之，以为其后进一步反思和追问的准备。 “史”的做法，是百年来伟大庄严、劳苦功高、成就也蔚为壮观的事业。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舒芜等前辈学人汇辑和整理大量的思想资料，搭建了历史性的基本框架，学术贡献着实很大。“史”的路数，显然主要是受现代以来西学范式影响下形塑而成。约略在“五四”以降即已开始，以通史的样式逐渐发育和壮大。在20世纪20-40年代，观念史是古文论研究领域内的主导样式和明确特征，成果多称为“批评史”，并且由此进占学院主流。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体遵循学科旧贯，大量著述以“文论史”“诗学史”“观念史”和“思想史”的名目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