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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的角度来把握古文论，不仅可以包括中西古典文学思想和理论的比较，也可能包括从当代理论角度对古文论的分析甚至通盘的整体把握，这里的当代理论已无论中西，其根本在于要求主体意识和现代学理。比如，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该著按西方理论框架把中国古典文论切分为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六块，选古文论若干文本加以例证。有学者对该著不以为然，认为对古典文论的分类和概括，不过成为对西方中心的“演证”。这其实是可以讨论的。该书导论即明示撰述的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第二个目的也是较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读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⑤从具体结果上看，《中国文学理论》确实是汉学界以全新现代观念梳理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并形成中国传统文论的全方位系统架构的代表。尽管其分析仍有值得讨论和完善的地方，整体写法上存在“强调归纳，实属演绎”、“选择资料未为精当”的缺憾，但在其思想方法和个性气质上却并非单纯的以西框中，并不是“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毋宁说，借鉴和改造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理论来建构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其实是寻求“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的“论”的追求，而这是有利于沟通中西、化合古今而促进文化碰撞和思想交流的。该书台版中译本附录刘著《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追索“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论可以奠基其上”的文论发现及其“原则”，刘若愚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是可贵的。 基于比较视野、理论综括以及主体意识，不少海外汉学一直试图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和文论思想。比如近年来日渐阐发而壮大的抒情传统论述，其得以滋长生发的种芽却在前人于文化边缘处屡受挤压而迸发出来的“论”的努力。此间代表当属陈世骧的《中国的抒情传统》(1971)，这篇文章即整体概观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努力。陈世骧强调，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因而中国文学的精华就是抒情传统，即使明清以降的小说戏曲也难以自外于这一传统。陈世骧的另两篇名文《试论中国诗原始观念之形成》(1958)和《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1969)，也是透过对远古中国文学的初始境况和文化意识的深描，分析“诗”和“兴”的原始意义及其“定名成立”，爬梳此间抒情活动“如何由自然顺性的行为转成意识、观念”，强调这是“中国文艺批评的开始萌芽”。⑥陈世骧不仅在仔细考察远古文学活动，而且在抉剔在远古同时关于文学活动的反思性的观念和命名，由此来把握中国文学相较于异族文化的特点。现在来看，也只有这些基于对传统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论”的进发作为种子，才有后来者在“抒情传统”论述上的不断孕育和全面宣发。 回头来看民国年代，在“史”的做法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其实也有基于现代高度而试图整体把握古文论的要求。比如，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即这种努力的体现。据整理者刘晶雯介绍，朱于1945年秋至1946年春夏之交一学年开设相应课程，“在课程开始时宣布的这门功课的四个部分，全部讲授完毕，而全无折头裁尾或捉襟见肘之弊。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把完完整整的一份课堂笔录呈献出来”。⑦详察这份讲义全稿的四部分，可以窥见朱自清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思路和“论”的架构：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概括和内在结构，可以通过从传统文论和批评中撷取而出的最为核心的“批评的意念”，循用传统术语的“用词”而呈现出来，传统文论的整个体系可以通过若干思路和论说类型组织架构起来。在这个整体架构中，每一章主题之下由若干相关相连或相反相成的文论命题组成，比如第一章下有“甲 诗言志”“乙 文以载道”“丙 诗缘情”“丁 辞达”四目，这四个目形成关于文学内容及价值取向的文论各传统或思想簇。不仅如此，朱还在目下设点，将若干相关的文论命题组接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宏观而系统的古代文学思想原理。比如，在“甲 诗言志”这一目下，胪列了“一、诗言志”“二、比兴”“三、诗教”三大命题，分别附以具体的历史钩稽和现代解释，使学生获得对“诗言志”的旁通无滞、思得环周的整体理解。再比如在“丁 辞达”目下胪列了“一、修辞立诚”“二、沉思翰藻”“三、言有序”“四、意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而使“辞达”这一思想簇的具体各方面内容关联起来，形成对内容表达的问题的思想拼图。应该说，这份讲义的架构和笔记疏解，较为完整地体现了朱自清晚年文论研究未克完功但大体已成的“论”的努力。 王瑶盛赞朱自清的研究在精于考辨的同时不以考据为归宿，而“比较注重于综合的说明和一般历史原因的解释”，是突破守旧学院派的拘囿的。⑧这种兼收并蓄而试图立“论”的做法，值得深入领会。朱自清对文学作为现代学问的格局和思路有自己独到的考究，这在民国征实史学的风习中，实在是有勇气的异数。⑨大体而言，朱自清有强烈的重构现代文学思想体系的要求，而他如此勤勉地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其实是要求通过对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获得当代的文学观念的自觉，把握到当代的价值和标准。这在1946年发表的《诗文评的发展》中表述得尤为清楚： 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⑩ 此间隐约可见，朱自清要求克服既有的史的研究在过于现代化和严重考据癖两方面毛病的要求，而这些显然是为重构当代价值和标准服务的。这种整体眼光、时代意识和扎实工作，既是难得的清醒认识，更是实开“论”的风气之先。 有必要指出，朱自清“论”的努力包含着“史”的做法。比如像《诗言志辨》那样的专精研究，不过是认识过去和重估价值的一个步骤和环节。在《诗言志辨·序》里，朱强调“史”的做法是“从小处下手”，抓取“各个批评的意念”：“……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11)朱自清这一代学人更明白，“文学批评”不过是“外来的意念”，与传统的“诗文评”并不是一回事，所以朱强调要“清算出去”“诗文评”里“与文学批评无干”的部分，“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当然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只有“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的意念打成一片”。(12)这样看，在更早时候朱自清其实在《中国文评流别述略》即已透露出另辟蹊径开拓“论”域的尝试。他在恭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别具条理”“纵剖的叙述，范围也大，通论与专评都要说及”的同时，强调自己“本篇却想横剖的看，看中国文评到底有几大类”，分析“论比兴”“论教化”“论兴趣”“论渊源”“论体性”“论字句”六种，把握传统文评的流别与品貌，这确实体现出追求整体把握的“论”的思路。(13) 就20世纪古文论研究现状看，整体而言，“史”和“论”的研究，包括各种形式的文献辑佚、观念辨析、源流疏通和专题研究，在海内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里不妨单以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著的《中国文论：英译和评论》为代表，来说明第三种做法——“释”。所谓“释”，不同于传统的字句解释或一般的思想诠释，而是强调基于当代文化的位置乃至跨文化的视点，把古文论视为传统文化的“话语”，将古文论或批评的言说活动视为历史中的事件，而寻求语境内、语境间互动的阐释，甚或进而寻求历史的解释。 宇文所安宣称，要把古文论看成是古人的“活的思想”，古典文学观念和思想应该是“文本运动的若干点，不断处于修改、变化之中……批评话语有时表面看起来完美无缺，似乎达到了观念和文本的高度统一，但文本自身是一个修补、缝合断片的过程，它不一定总是天衣无缝。如果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活的思想。”(14)就是说，表面上看，许多原始资料的整理，文论文献的概述，重要批评家的研究，似乎使人们以为自己找到了所要寻找的对象。但在“释”的做法却要求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理解文学思想文本所指涉或欲念的东西。“释”致力追索的究竟是什么呢？宇文所安认为，为了把握文学思想文本的强大力量，“一定不能仅考虑其表面说法”，因为文学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并非简单透明的，中国古代文论和批评作为一种文明和文化的思想传统，它“所提供的种种解释，虽然绝非理解伟大文学作品的直接途径，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种转弯抹角的、基本的洞见，以深入那些潜藏在文学写作与阅读背后的关怀、欲望以及被压抑的种种可能性等广阔领域”。宇文所安在《导言》开始不久即举例阐释自己的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