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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导叙事来看，“史”的做法多以文学独立、形式变迁和思想进化的指导思想为内在红线，显现出浓厚的进化论和目的论色彩。当然，有学者认为这种样式的研究主要是纯学术的性质，而较少有政治功利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其间主导叙事的不过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的神话”。所谓进化论和目的论，就是把文学、文论和思想在历时维度的连续性，看成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从混沌(愚昧)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从简单到落熟或如此之类的进化优胜的序列，而这个序列的终点则在当代某种观念或典则。“文论史”“批评史”可能暗含着进化或发展的既定主题，而古文论研究主要服务于挖掘或梳理出这条伟大思想的“链条”。因此，这方面或可激发出对作为进化论和目的论的“观念史”做法及其“链条”的批判。百年学术圈内外由此而牵涉出的问题很多，不少学者难以招架或真正面对，也无法形成学术反思和学科自觉。此间刀光剑影和森严气象，这里或可由钱锺书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批评而约略窥见。 在民国时代，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方面的代表，该书主张不以朝代而以文学批评的“史的发展”状况对进行时代分期，全书总纲即以“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文学观念的复古期”和“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呈现。郭著上册1934年刚一出版，即招致钱锺书的批评。钱在1934年10月17日《大公报》发表《论复古》一文，文章对郭著设置的“演进”和“复古”的进化论进行了辨析，暴露了郭著的逻辑漏洞和思想矛盾。钱旗帜鲜明地阐明“蔑视复古”所带来的深层次危险： 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也许是顶好的个人主义，不过，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在“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① 如果充盈着过于强烈的历史意识，“史”的做法确实容易遭遇具体个案和复杂性状况所导致的困境，也更容易招致不同历史意识和立场的盘诘。当然，“史”从来就是宏大而勇猛的事业：钱固然可以从“古典主义可能翻身”的假设来盘诘郭，但秉着“无穷尽、难捉摸”的史观来看待过去，则必然导致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难以开展和无以为继。由此也不难理解，有雄心写文学史并且也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的钱锺书，却何以终生未能写出一部文学史。 对观念史及其链条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是容易的。当然，还可以为“史”的做法作辩护，比如，强调古文论的研究主要在于考订事实，相关研究不过是告诉人们古人的思想是什么，还原存在过的思想事实。“作为事实的思想”这个近乎矛盾和暧昧的词，成为丢弃相应历史意识后“史”的做法和立场上最朴素的辩护。为了克服所谓主体倾向和历史偏见，“还原法”甚至扔掉“史”的帽子，而大力以实证、客观为号召。不过其结果往往走向“材料崇拜”，也带来一厢情愿的“移情”的特点。和那种追踪古典文学作品作者原意的主张一样，这种以“重现过去”、将“过去”从“现在”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主义，往往表现出对当代自我的极大恐惧，强调必须设身处地，体察古人的内心世界，并接受过去或英雄或士子或贱民的思想和价值，竭力排除当代主体本来甚至必然之定见。在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中，这种现象历历可见，古文论研究中于今尤烈。 对这种还原论的思路，即如英美“新批评”学者韦勒克也毫不犹豫地将其斥为“历史主义”。在韦勒克看来，追踪作者原意，一味强调作者原有价值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概括性，表面上是尊重历史，与古人同情，但其实不过是价值的相对化和思想的混乱，最终必然导致“一片混乱，或者毋宁说是各种价值都拉平或取消了”，历史“于是就降为一系列零乱的、终至于不可理解的残篇断简了”。韦勒克以讽刺的语气写道：这种历史主义一方面鼓吹档案优先和材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史家具备“想象力、‘移情作用’和对一个既往的时代或一种已经消逝的风尚的深深的同情”，结果“学者们已成功地考证出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中的一般人生观、态度、偏见和潜在的设想。因此，我们得以认识希腊人对神、对女人和对奴隶的各种态度；我们可以十分详尽地描述中世纪的宇宙观；还有人力图辨别中国艺术与拜占庭艺术在观察事物时极不相同的方式，或者至少是极不相同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在德国，许多人在施本格勒的影响之下，过分热衷于研究哥特人的艺术和巴洛克人的艺术——这两种艺术的精神实质据说与我们这个时代迥然不同，它们均有自己的境界”。②韦勒克在文艺方面主张采用尼采式“透视主义”，在与作为文学史家、写出《摹仿论》的强劲对手奥尔巴赫的学术论争和思想缠斗中，他的论述和辨析也不乏可议之处。③但是，他确实尖锐把握到这种懒惰的“历史主义”往往集实证主义和单向移情于一身，结果造成僵化地看待古人思想观念，一味强调具体化、复杂化和语境化，结果造成“死人拖住了活人”。平情看来，“史”的做法如果走向这种历史主义，确实有取消当代自我，无法基于当代对过去形成把握，也无法形成与古人的思想对话的危险。 “史”的做法其实是百年来兼具魄力和悲壮的事业，但在当代，如果无法克服历史主义情境化和相对化问题，而只能进行所谓事实的判定，无法进行基于时代立足点的剖析、比较和判断，则不免陷入琐细和空洞之中。由此，如果从“史”的做法挣脱开抽身而去，不满足于将古文论视为一劳永逸地纯化和固定以供摘引的“观念”目录，则“论”的做法可能是一条出路。所谓“论”的做法，主要是指立足于当代基点，而把历代诸多古文论文本置放在一个共时平面上展开，对其间总体结构和内在脉络进行逻辑的和整体的把握。也就是说，把历史长河中那么多具体的文论、观念和思想进行共时化理论化的抽象和概括，迫切寻求逻辑自洽有感而发的整合。这种研究就有可能摆脱“史”的做法出现的那种唯具体、唯语境的历史主义困境，而将主体的思想意图和生命欲求投射进去。 基于上述出发点，从当代主体意识生发开去，而对过去作整体概观，这是现实人生瞥向过去的需要，往往也是一种蓬勃的人生欲求。必须说，“论”的做法，可能会摆脱史的链条或教科书文法，但这却是以相应的当代思想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思想条件包括中西比较意识、古今对照意识、学科交叉意识等。王元化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援引季羡林对自己的鼓励：“我常常感到中国古代文论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只是有一些名词不容易懂。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做到这一步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一方面着了先鞭，希望继续探讨下去。”这其实是强调，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交通和贸易取得的成就已使跨文化比较成为可能。他对当时学界风气进行了严厉批评：“有人以维护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的和时代的特殊性为借口，反对以今天更发展了的文艺理论对它进行剖析，从中探讨古往今来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区别其萌芽形态与成熟形态，探索其发展进程，同时并由此去辨同异，以揭示我国传统文论的民族风格。我以为拘泥于以古证古的办法，往往不免陷入以弹说弹的困境，而永远不能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持这种主张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以为只有以古证古才不会产生比附之弊，殊不知，以古证古同样出现比附。这不仅在目前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就是在前人这类文章中也可以同样找到不少例证。”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强调研究要基于前人成果，要重视考据和校勘，但是研究工作“也不能目止于乾嘉学派……前人批评李善注《文选》释事不释义，已经感到不去阐发内容底蕴，只在典章文物名词术语上作功夫是一种偏向。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他们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之学，一面也超越前人的界线，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一种惰性作用，有些文学史和不少作家作品研究大都是用知性分析方法写成的，以庸俗社会学顶替科学理论，但年深日久，习惯成自然，竟然没有人指出这种阻挠古典文学研究前进的严重缺陷，甚至连一两句批评也听不到。相反，浅见者反奉之为圭臬。”④王元化对古代文学研究界中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理论、概观和整体观照的做法批判甚力，其中迸发的主体意识和当代高度，在文章发表的三十年后来看仍值得理解和同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