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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喻作一种不明说的约定关系，那么，我们在文学思想传统中所发现的其实不是那个约定本身，而是一种使该约定明朗化，以便限制或控制它的企图……例如，《诗大序》告诉我们，诗为读者进入诗人的内心思虑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入口，这些思虑与社会某一具体的历史时刻相关；读到这里，你必须意识到，只要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就说明有一种焦虑躲在它背后：诗也许具有某种欺骗性，或是无关痛痒的。确切地说，《诗大序》试图告诉我们“诗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诗是什么”)。在这类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该传统的若干被视为当然的假定、这些假定的各种变体，以及该传统的若干最强烈的欲望和恐惧……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之间绝非一种简单的关系，而一种始终充满张力的关系；我们发现，某一特征或问题被关注得越多，就越发说明它是成问题的。 古文论的文本是传统时代的“洞见”，现代研究者要追索的是它作为“活生生的思想”与时代性的“约定”“假定”“关注”之间的互动状况。宇文所安甚至鼓吹要在文论文本中发现文学思想传统竭力“引导我们去留意文学作品的某些方面”或者“所试图隐藏的东西”。 这样看，在宇文所安这里，古文论文本其实并不是透明的语言或物件，而是必须全力追索和透视的话语、必须思辨和分析的事件、必须比较和界说的约定。甚至研究者必须要时时注意从种种文本的裂缝中，探视到文学活动和当时世界背后的那些更重要的“基本的关注”、“公认的假设”甚或观念的“结构”，以及文学思想文本与这些关注、假设和结构之间的互动状况。在这里，古文论研究就不再是纯粹的古文论研究，它其实已经与历史中的文学活动、文学思想一起进入文化世界和现实社会之中。这就形成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相互阐释。 对于传统的“史”的做法来说，“释”的做法显然具有一种强劲的冲击性。它不唯材料，患得患失，也不执着征实，尽追古意，由此，“释”突破了传统“史”日渐僵化的体制观和发展观的做法。基于现代视野，“释”是一种思想文本的转译活动，它注重“活的思想”，力图从具体的文论“文本”出发，考察思想观念在文本之间的运作状况，推测这种“活的思想”的现实功能及其在异质语境中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在这里，古文论研究不是把“观念”看成是固定的标本的对象化审视，或者推演“观念”与“观念”之间连续性的观念的链条。古文论研究长期以来的“观念史”路径，在这里被消解了。不仅如此，这种文本化的研究反对将“活的思想”在固定语境中对象化和本质化，而是试图进一步推进语境化的互动和功能化的追探。该书中译本《序》强调：“我们应当从批评文本的功能上考察它们，看它们在具体条件下是如何被使用和重新被使用的，面对一本书，我们要问它为什么要出版，谁读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批评家与某些观念联系起来，为什么不把这个传统视为一个不断成长的各种观念和立场的总汇——哪些观念和立场在某些具体条件下被抽取出来，并因为哪些条件的挤压而改变？‘观念史’模式暗含一种发展主题，虽然不无道理，但它歪曲了文学论述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发挥其功用的方式。” “释”的做法确实开启了新的可能。比如，宇文所安这书中译本第34-35页对《孟子》“知人论世”章的“释”，即精当提领出“士人文化”作为古代传统的占有者，“知人论世”作为“解释的循环”，与第一章“早期文本”一再致意、关注的古代“知”(knowing)的解释学，以及指向社会性和社交性的文学伦理等若干论点，这些论点甚至背后的约定或结构，其实是囿于本土传统和单一文化之人较难穿透而领悟的。所以，乐黛云称赞这种研究路数充满活力，“……这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15)读过此书的研究者相信会有对这些“特殊内容”的理解或领悟。 “释”的做法使古文论的现代阐释成为可能。过去的思想有可能在当代被激活，而不是简单对象化而歪曲它，使之为单一的结论，也不是简单历史化而在单一语境中，使过去的思想僵化为教条或链条。这些在过去的“观念史”研究或“论”的努力中可能多有忽略。“释”的做法需要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和相应的跨语境阐释，虽然这很难，但却颇值当，因为“释”在古今中外的回环反复的参照中，不仅使理解更为准确透彻，而且获得在全球化年代的当代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由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充分接触和交往所带来的方便的自我理解，以及对人类未来远景认识的可能性。强调古文论的现代阐释，最根本一点是基于“人身处历史而又创造历史”的当代性。现实由过去继承而来，研究过去和古典，也是为认识、体验、理解乃至推进当代自我对时间、理性、主体和世界的重构或重建。当代自我处于诸种世界或世界的诸种联系之中，因此必须有古今兼顾、沟通中外的现代视野，即从世界史的意识和从他人眼光中读解自我，既要有这个能力，也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在多重融合的现代视野中，才可能扬弃简单的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进化论，才可能激活古代思想，把握当下，才可能不期而然地使古代思想因子融入当代生活。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强调的“思想的不死性”才成为可能。(16) 不唯如此，“释”的做法更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把握到对象的抽象层次，即透过全球化年代当代思想对媒介性、时间脉络重组以及跨科际研究所带来的可能性，穿过文学观念、思想和概念的拜物教，而深入乃至穿行于对象的抽象层次。抽象层次的内容很多，突出的比如，对古文论中可能展现出来“过去”的结构性、社会性和各种传统的把握，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牢笼中的单维自我的批判，以及对各时代、各民族、各阶层民众突破各种传统和结构的丰富想象和乌托邦远景的理解。在既有研究中可见许多学力深厚令人激赏的成果，文学与文论在研究中实现互证，使文本与语境在论述中形成互阐，由此确实获得了某种具体的、比较的、精确的学术感。但是，这些学术如果仅仅停留在获得“自我发展的进程”或“主体的整体表达”，而不能让人感受到过去的话语背后、语境之中的“活的思想”的“人”，不能从根本上探及那些塑造、影响乃至缠斗“人”的“活的思想”，以及在文本深处那些经济、社会或政治的结构及要素以及种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碰撞，那么，“释”的工作就不应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观念在当代的盘活，抑或所谓“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免就成了空话。 十多年前，笔者曾综述过学界对“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讨论。(17)现在看来，相关争议凸显了古文论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相关吁求和思路作为话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世的研究毕竟是因应时代的有生命力的活动，作为现代人和现代学术，有历史地把握过去的要求，也有整体地把握过去的欲念，更有无尽的阐释过去的需要。这里尝试平情端视“史”“论”“释”三种做法，认为诸种做法各有长短，各有千秋。“史”的做法或概括既往以求历史大势，壮怀浑茫，或历数过去细致缅怀，深情绵邈，但却可能因时代反复而进退失据，或失之琐碎而陷溺于相对化；“论”的做法顾不得铺张历史和具体，要求提纲挈领，透视过去，把握整体及结构，却也有可能概观武断，以偏概全；而“释”的做法通过文本化、历史化、结构化以及跨文化、跨科际的多重阐释，突破古文论本身而开通古今中外和各种学问的对话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由于身份认同的游离激荡，带来立场和观点的波动以及对文学或审美的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