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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刘勰的趣味与使命感 综上所述，刘勰在《神思》篇中讨论的文学构思，实则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一种是创作灵感支配下的艺术想象，另一种是以文本建构为指向的理性运思。由于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往往是想象在前，运思在后，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文学构思过程的两个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刘勰以“神思”作为文学构思的主概念，即是以“神”代表灵感和想象，以“思”表达创作运思。本文重点讨论的“杼轴献功”，既不是文学想象，也不是修饰润色，而是典型的创作运思。 细加寻绎，《神思》篇的结构层次及“神思”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很难把握。可是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理解偏差呢?正如左东岭先生所言，很多误读其实是“时代错位的体现”(18)。在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中“文学想象”、“形象思维”等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文学创作论的核心要素。现代学者难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审视刘勰的文学理论，过于关注其文学构思理论中关于艺术想象的叙述，而对古人比较重视的问题，比如篇章的布置、典故的使用等，反倒容易忽略过去。相反，刘勰本人却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客观与周密，他既表达了对灵感和想象的高度重视，又在创作运思方面下足了功夫。 有时候我们不禁好奇于刘勰的真实态度：难道在其“唯务折衷”的理论叙述背后，就没有任何个人的偏好或倾向吗?其实不然。反复讽诵刘勰那些描绘创作灵感与文学想象的文字：“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字里行间充溢着欣喜、憧憬与跃动，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刘勰对创作灵感鲜活的体验和热烈的向往。所谓“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更是体现了刘勰对灵感和想象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然而，基于其丰富的创作经验，刘勰又清楚地知道，仅有灵感和想象是不够的，完满的文学表达离不开理智地运思和精心地营构。更重要的是，对于灵感和想象，刘勰已经不能说得更多。他不可能对灵感作生理学或心理学层面的剖析，自然也无法解释诸如灵感从哪里来、灵感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们要如何培养创作灵感之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为灵感的降临与发用清除障碍而已。因而，他把更多的笔墨用于探讨写作能力的培养以及铺采摛文、布局谋篇等文学表达问题。“杼轴献功”说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提出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紧承“杼轴献功”，刘勰转而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有的学者认为这段文字讨论的是文学创作过程中“言不尽意”之妙。詹锳引张立斋之语云：“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者，言文笔忌滥，适可而止。趣味宜永，耐人寻思，方称妙品。”(19)王元化认为“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是指作家“用极节省的笔法去点一点，暗示一下”，“不是由于他们吝惜笔墨，而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想象活动”。(20)单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但前文一直在讨论文学构思的问题，如果这里忽然讨论言意关系，显然是太过于突兀了。笔者认为还是刘永济的解说更准确，他说：“至‘挚鼎’、‘扁斤’之喻，则以譬文思之超妙，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而天机骏利者，自然动合矩度也。”(21)刘勰意在说明，一般性的创作法则之外，更有一些精微的技法与意趣，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在此就不强加解说了。然而，不说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刘勰对这种不可言说的精妙技艺是如此地推崇，一如他对灵感和想象的赞叹与向往。 刘勰这种微妙态度，与其生命趣味和自我期许之间的错位有莫大的关系。毫无疑问，刘勰既是伟大的理论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精熟为文之道，更是一个资深的文学爱好者。他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对文学的审美属性有充分的认知，且高度认可。他既有很大的创作热情，又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对文学创作之甘苦也是了然于心。他重性情，尚文采，推崇天赋和灵感，甚至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精通与热衷。然而，他显然没有打算把《文心雕龙》作为美文来创作，也不只是借以发表他对文学的理解与看法，而是有着明确的实践性目标——探讨“为文之用心”。既然这是一部旨在指导创作的著作，就不能不关涉可操作性。因此，谈文学构思，他极其重视灵感与想象，却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讨论“杼轴献功”；论性情与风格的关系，他肯定先天秉性的决定性作用，却又格外强调后天习染的重要性。况且，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带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希望能扭转当时的不良文风。他在《序志》谈道：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并非要以钻研文章之道作为阐释经典的途径，更无意于把文章作为弘扬儒道的工具。但他对儒家学说的信奉却是真诚的，他希望文学创作在保持审美特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符合儒家的文化精神。《序志》篇谈到两个梦，正是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于是，他试图以五经为样本，矫正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他对经典的文学特征作了高度的概括，就其功能特征而言是“衔华而佩实”，就其整体风貌而言是“雅丽”，就其创作要求而言则是“体要”。“体要”，既有在创作层面对基本的体制规范的要求，也有在风格方面对简约、精练文风的要求。“杼轴献功”虽然是指谋篇布局、组织语言的构思活动，其“贯一”的结构要求则暗含“体要”的文风指向。事实上，实用、雅正、体要等文学标准，与刘勰个体趣味中的文学概念之间是有落差的。可以讲，一定程度上，刘勰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限制了其生命趣味的舒张。但正如我们在《神思》篇所看到的，他同样坚持了自己的真实体验，热情洋溢地描述了灵感和想象的重要意义。也许，正是刘勰浓厚的文学趣味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心雕龙》成为如此深邃透彻、周密客观的理论著作。他对文学的热衷与造诣，令其见解独到而精深，且不至于沦为某种文化符号乃至政治口号；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则保证了其著述的格局与高度，不至于成为繁琐细碎的写作技巧汇编或自说自话的文学经验谈。《文心雕龙》这种理念与实践兼顾、感性与智性并存的理论品格，正是中国早期文学独特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极具风范的楷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