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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因此，小说集中的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无论是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还是抱诚守真的隐逸名士，面对异族统治，他们以民族大义责己，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用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着一份文化。这种生命之志与趣相辅相成的人生，反映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士人阶层独立不羁的生命诉求和以文存史的清醒的自觉意识。 关 键 词：《虞初新志》/士人/志趣人生/表现/Yu Chu Xin Zhi/scholar/life of aspiration and interest/expression 作者简介：李青唐，徐开亚，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 《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编选作品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文人之作，这些作者中又多以遗民为主，如魏禧、彭士望和王猷定等。自顺治元年到康熙三十四年，51年间风云变幻，这是一个历经民族兴亡、王朝更替及家国盛衰的时期，也是文学创作和学术思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对于明代遗民士人来说，家国覆亡的伤痛、异族文明的冲击以及生存抉择的困境等，引发其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深度思考。士人阶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传承文化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期望把自己的“易代”见闻撰写出来，借以寄托对前朝的哀思。小说集中，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他们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以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一份文化。本文从小说集中三类士人的志趣人生及其表现入手进行分析。 一、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 明自嘉靖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逐步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适应新时期现实的发展态势及士人们生存生活的需要，儒学体系内部自我调节机制高速运转，倡导“千千万万个活泼的个体”的阳明心学，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思想的主流，为晚明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张扬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清鼎革之际，社会与理想崩塌，此世风下，菲薄孔孟、离经叛道言论屡见不鲜，狂狷之士层出不穷，《虞初新志》对此多有记载。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说：“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垒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①周亮工经受明清易代的亡国剧痛，遭遇坎坷，自称其诗“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貂”②，“出处抚微躬，难将铁铸错”③，皆是对归附清廷往事的愧疚。其一身二仕，于大节固然有亏，然亦有在这大苦痛中深深的自责与悔恨，所作《盛此公传》讲述了言行举止异乎众人的当代大儒盛于斯：虽颖悟有才，却因为文不合尺度而困于场屋，且又遭身残目盲的打击，“多饮酒，与妇人近……酒后呜吟不已”④。对其不幸，作者寄寓更多的同情与感伤，连连慨叹其悲，也饱含着自身生不合时、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又如方咸亨《武风子传》中弃儒学者武风子：“嗜酒，日唯谋醉……醉后痛哭……披发佯狂，垢形秽语，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与处。”⑤透过这一段琐碎却泛着浓浓凄苦之味的文字，遗民士人的痛哭之声萦萦于耳，癫狂之态犹在眼前。再如《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病癫： 甲申国亡……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一日之间，癫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癫止。⑥ 八大山人终日呜咽、大笑、痛哭、高歌，作者陈鼎写出其不合于俗、不谐于世的癫狂之态，也直观地显露出他悲喜无常、哭笑不得的精神状态，人生的茫然与亡国的痛苦相交杂，犹如泥潭使其深陷其中却又无计可施。 鼎革易代的风波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如风烟过境，对士人而言却是难以忘却的哀恸。古今英雄不合于时，胸中壮气不尽豪达感激，往往逃于俗而寄之酒也。《虞初新志》中，许多主人公在明朝大厦倾倒之时未能蹈死赴义，又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从而嗜酒如命、歌哭无常，肆意宣泄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其间充满自我情感的委屈与压抑。身在乱世，醉酒也只能一时而醉，此种异族入主中原之痛，岂是醉酒能忘却的。面对亡国的屈辱和复明的无望，他们往往通过更为褊狭的自我放逐方式宣泄内心的不平和激愤，同时乞求在“无力挽回朝廷”的过错中能有一丝赎罪。《虞初新志》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着奇装异服，狷介不羁，以一种异于常人的奇行行世。曹禾所作《顾玉川传》中的顾玉川： 常衣纸衣……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时蓬跣行歌道中，或时幅巾深衣……行歌自如。⑦ 奇装异行，古怪如斯，是士人抒发苦闷、愤怒及幻灭等超强情感的外放之形，是他们亡国悲悼的极端之境，是纵心骋性而迸发出的抗争光芒。玉川蓬跣不支、行歌于市，其行为的荒诞恰恰反衬出现实人世的悲凉与孤寂。无独有偶，改朝换代的阴霾笼罩着整个遗民士人阶层，故而时局滋生的癫狂之士不是个态表现，更是一种群体表现⑧。如陈鼎入清后，弃家不仕，颠沛流离，百折不回，他笔下《爱铁道人传》中的爱铁道人： 少时曾为郡诸生，明亡，即弃家为道士。冬夏无衣辉，唯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滇中四时皆暖，虽腊月有鳞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见铁辄喜，必膜拜。向人乞之。⑨ 爱铁道人非仙人，“不火食”“辟谷”写出其誓死不愿接受清王朝嗟来之食的忠贞坚定，足以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相媲美。“爱”“喜”两字表明其对“铁”的主观情感态度，“拜”“乞”则鲜明地展现出他对自己所眷恋之物的竭力付出。陈鼎对爱铁道人态度的两相对比，遗民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对情感信仰的坚持清晰地表露出来。 观顾玉川之纸衣纸冠、爱铁道人无衣等外在形态表现，无不透视着明朝覆亡后遗民士人的决绝。入清改代，许多“诸生”主动放弃政治身份，甚至脱弃象征着明朝儒士身份和地位的儒衣儒冠。如遗民傅山在清兵入关时，“遂弃置青衿为黄冠侣，时而遨游平定、祁、汾之间，不则坐深山阅释典，户外事弗问也”⑩。有的移民居无定所，弃家远游，以游为隐。反清领袖戴廷械言遗民傅山甲申国变之后“十年无家”，自称“侨黄老子”，自号“啬庐”，皆意取无家(11)。数千明王朝遗民怀抱着对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和对清王朝的刻骨仇恨，离开生养的故土，表现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深刻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明代遗民不与满清王朝合作的态度以及立志恢复明王朝的信念。 晚明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工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人士子亦不敢再轻视手工艺，折节屈驾与百工艺人交往，在满腔政治热情被现实无情浇熄之时，另辟蹊径，置身于技，恰好为遗民士人的生存阐释提供了土壤。正如归庄曾言：“夫士生一统之世，不幸不为科目所收，则终其身草莽耳。其聪明才气，无所发之，不得已而寄于诗酒，托于诸艺。”(12)《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对奇特技艺的描写，如汤应曾善琵琶、柳敬亭善说书和张南垣善垒石等，他们的技艺炉火纯青，堪称神工鬼斧。其中严首昇《一瓢子传》中的善画龙的一瓢道人： 磨墨满瓢，狂噀著纸，又以破袖渍尘浓涂，张纸空中。俟墨干时，烟云吞吐，鳞甲生动，有飞腾破壁之势，得者至今宝之。(13) 这段文字正面烘托出一瓢道人画龙绘形绘势，泼墨即成，威武雄姿和磅礴之气传达出所画飞龙的生动逼真，又与“得者至今宝之”侧面烘托相结合，表现出一瓢道人技艺之高绝。又如《啸翁传》的啸翁： 能作鸾鹤凤凰鸣……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者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鼋鼍多迎涛以拜……初发声，如空山铁笛……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14) 在陈鼎的笔下，短短数语可知其啸声多变，技艺之高。“百鸟回翔”“鸡鹜皆舞”“破浪来朝”和“迎涛以拜”等词以视觉代替听觉，“如空山铁笛”“如鹤唳长天”和“如千军万马”等一连串比喻，则打通了触觉、听觉和视觉的隔阂，再现其精妙绝伦的演奏。世事纷争，乱世求生，唯有明哲保身才能远避祸害，唯有清心淡泊才能消解胸中壁垒。如此精绝的技艺、臻于道的境界，呈现出士人们沉思静悟的心态和寡欲无待的胸怀。又如方亨咸《武风子传》中，武恬以竹作箸，“以火绘其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夺鬼工”(15)。一箸之上，短寸之间，“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和“城门楼阁”无一不精，技艺可谓炉火纯青。他们虽以奇技而名之，但不同于一般匠人。武风子善作箸，人因以为利，他却颇自矜重，不轻易作箸，然遇贫士及释道者之流生活困穷，则忻然为之，数虽多而不倦。面对流贼的金帛与刀锯，他始终白眼相待，不发一语。八大山人画技极高，其醒时，只字片纸甚是难求，即使黄金百镒置于前，亦不屑一顾，不难看出他们洁身自好、舍“利”而重“志”的价值取向。这些人本来都属于正统的知识分子阶层，无奈明清易代、仕进之门关闭，只得把内心那份割舍不断的情怀与尘世紧密联系起来，在奇技之下隐忍地表达着自己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同时，他们高洁的性情节操也为其技艺灌注了鲜活的生命力与深厚的艺术底蕴。 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夹缝中生存的士人们藏己端于技，倾注自身的全部天赋才华与生命体验去弥补士人自身价值在政治生活中无法实现之后的心灵匮乏，为“穷则独善其身”营构一个精神家园。同时，又在艺术的关照下佯狂于世，不图功名利禄，不屈身侍贼，在人生追求中留守本然之情性，用心灵之光映照出生命自由的精神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