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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 明清鼎革易代，家国破灭。易代之初，清朝以血腥屠戮强行占领中原地带，以野蛮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强行压制汉族平民的抗清情绪。当一般的明代遗民还沉寂在激愤难忍的亡国之痛当中，遗民中的朝野志士们在痛心疾首之余，从悲郁中站出来承担起明亡之思和图谋恢复明廷的时代重责。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引起遗民士人们思想的勃发，士人们对明朝的腐朽政治制度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夷夏之变、道薄法丧及时艰民困等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学术思潮上亦渐趋务实，由独抒性灵转向经世致用，由此，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那些内心深具“忠君”“节义”之感的遗民，保持清醒的意识游走四方，以期救亡图存，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如“易堂九子”之首的魏禧，认为真正能崭露头角于乱世的豪杰志士，“往往崛出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之间”(魏禧《答杨友石书》)。魏禧常去乡壤山林之中物色豪杰志士，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二年中，他屡次游走于反清情绪最为激烈的江浙地带，借出游结交英豪。这种姿态不单单魏禧所持，明清之际的许多遗民如顾炎武、归庄等皆曾奔走四方，探访英豪。如彭士望孜孜于寻访“一旦处事变之穷”，能“调悦画策、定非常，解纷难，互相持于不败者”(16)。在《虞初新志》中，这类士人形象从现实的直接意义上而言是迫切需要又不可强求的存在，因此篇目中各传主多为作者虚构而非实人真事，大多是文人笔下的豪侠形象，不过这类豪侠身上往往投射着现实中遗民士人的影子。《虞初新志》中多篇作品皆有体现，如李焕章的《宋连壁传》、张惣的《万夫雄打虎传》、顾彩的《髯樵传》、王士祯的《剑侠传》和徐士俊的《汪十四传》等。其中，魏禧的《大铁椎传》堪称济世救亡主题的代表。“大铁椎”的事迹来自魏禧友人陈子燦的描述，这篇传记可以说是“道听途说”的艺术再创造。该文站在陈子燦的视角描述一位豪俊侠烈之士大败贼寇的故事，大铁椎无名无姓，是宋将军门下的客卿，力能扛鼎，因善使大铁椎而得其名。其豪侠之举仅需一场面便足以状之： 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17) 面对贼“能且众”的形势，他依然应战从容，顷刻间，敌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其凭一己之力勇敌30多人，大战完毕，一声“吾去矣”，迅疾远去，再也不见其人。寥寥数言，战斗场面的惊险激烈、剑拔弩张便铺肆开来。从众贼突袭到大铁椎的反击，整个大战只须臾之间，却足以使人屏息惊颤，而“从容挥椎”四字更是将大铁椎的武艺超群展露得淋漓尽致，其凌厉雄杰、刚毅磊落的战斗英姿如在眼前。魏禧尽管未能亲睹大铁椎的风采，但仰慕之情跃然纸上。魏禧作为易堂九子之首，是清初文以经世观念的积极创导者，主张为文须有裨于世事，认为：“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18)作为身处鼎革之际的文人士大夫，身遭国难，但他始终坚守儒家精神，坚持“立言”理想，挖掘高尚人格，并将其运用到创作中去，其文学生命早已与时代洪流牢牢绑在一起。 徐瑶的《髯参军传》中的髯参军更具有济危救弱、士人行道的意味：公子携三千金夜宿旅店，岂料被一狰狞的贼僧伺其信宿，欲窥觊其金。公子觉察之后仓皇失措，恰这时，髯参军路见不平，救公子于困厄之中。公子感其大恩愿以三百金为寿，且欲向当朝首相举荐髯参军：“今首相某，吾师也，吾驰一纸书，旦夕且挂大将军印，乌用隶人麾下为?”(19)千里马遇伯乐，英雄有用武之地，对习武之人来说，能够挂将军拜帅印、驰骋疆场，是梦寐以求之事。哪料，髯参军绝意拒之，仰天大笑后扬长而去。诸如此类，《虞初新志》中众多篇章字里行间皆充满着遗民士人们在世衰道微之时对豪杰义士的热切讴歌和迫切呼唤。在这样一个乱象横生、身遭巨大灾难的时代，豪侠义士从“义”出发，仗剑行侠，游走于江湖市井草野，除暴安良，消弭世间不平，他们有着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同时又轻视功名、蔑视权贵，始终表现出一种来去自如、亦侠亦隐的样子，有着士人“不仕新朝”的决然与坚持。 如果说在这混乱的社会中，行豪侠的义举是士人想要恢复道统的一种理想的话，那么怀仁致远则是他们扶纲存道的切身实践。遗民士人们面对朝廷易手、仕途壅蔽的现实，逐渐把举业立功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立德立言的实践，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为持守，把道融于各自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以达“存道”之目的，继而扶危济困、赈济天下。作为遗民士大夫，他们难以将“有用之志”运用于军国大事，然而这并不妨碍其秉持“经世致用”的宗旨，救助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如《虞初新志》辑录魏禧的《卖酒者传》中的主人公郭节，他能造佳酿，却不高其值，在卖酒过程中，“或遣童婢沽，必问汝能饮酒否……或倾跌破瓶缶，辄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归”。他特别体贴入微，关心弱势群体： 聚饮者曰：“吾侪保甲贷乙金，甲逾期不肯偿，将讼，讼则破家，事连吾侪，数姓人不得休矣。”……卖酒者曰：“何忧为?”立出四百金偿之，不责券。(20) 郭节虽为酒商，但他善解人意，关切乡里，稚童女子买酒必问谁饮，不以利重，帮助仆婢使其免受主家之笞，替人还债救数家之囿。他们将礼义道德融贯于日常生活中，以己之行传道，潜移默化中影响世人，使道存世。又如《北墅奇书》中一推车者，碎人新置茧袍，碎衣者竟拂袖不问罪；《乞者王翁传》中，王翁得一金鐶值数十金，其不取非有，皆弘扬德行、济世存道之举。在明清易祚之际，遗民士人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源自他们所推崇和信守的“道”之弘扬，其性情倾向、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都自然融于“道”中，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通过个体精神的坚持，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这种种作为体现明遗民士人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对固有文化的坚守和对“存道”行为的砺行，最终道济天下，从而保存民族文化内核，恢复道德伦理纲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