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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与物游”：想象空间与文本世界 《神思》篇开篇伊始，刘勰就对“神思”作出极富想象力的描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篇中又有如下文字：“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极言文学想象不受时空限制的超越性与能动性特征。这种夸饰性的文字极具感染力，也很有蛊惑性。事实上，刘勰所讨论的文学构思，既包括艺术想象，又包括对表达方式的思考；前者是酝酿情感、积累素材的过程，后者是经营组织、布局谋篇的过程。然而读者往往受现代重灵感、重想象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兼开篇一段文字的感染与误导，大都只重视感性色彩强烈的艺术想象，而忽视了有关表达方式的理性思考。刘勰对文学构思活动的完整过程有清楚的表述：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神与物游”是刘勰心目中文学构思的理想境界。“神”是根植于人的灵心慧性的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不可名状的超越性与能动性。“物”并非特指客观物象，而是泛指被作家感知的、文章所要表现的一切事物，也应该包括情感与思想。在创作灵感的支配下，作家的思绪可以信马由缰、自由驰骋。在想象的世界里，作家心灵的触角可以延展到任意角落，灵感、冲动、情感、思想、天地万物，都可以融为一体。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描写的就是这种状态。然而，这并不是刘勰所谓“神与物游”的全部内容。这只是“神”与“物”在想象世界的融合，而刘勰所要追求的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指向文本世界的“神与物游”。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神”与“物”的融合，受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志气”，二是“辞令”。“志气”，并非思想情感，而是指精神状态。“志气统其关键”，是说创作灵感的发用依托于虚静灵明的精神状态。“辞令管其枢机”，是指物貌的呈现，有赖于明白晓畅的文辞。刘永济称：“志气清明，则感应灵速；辞令巧妙，则兴象昭晰。二者之于文事，若两轮之于车焉。千古才士，未有舍是而能成佳文者。”(13)因此，为了实现“神”与“物”的融合，就要从两方面入手作准备。从“志气”的角度，提出“贵在虚静”，要求“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为灵感之发用清除障碍；从“辞令”的角度，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是要通过积极的学习与训练全面提升表达能力。“玄解之宰”、“独照之匠”，即“神”。“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均是指文学创作。这是说从“志气”和“辞令”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就可以思如泉涌、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技巧进行文学创作。这就是驾驭文辞、布局谋篇的基本方法。可见，“神与物游”本身即包含表达的需要。它不满足于心物交融的内心体验，而是要诉诸文字、直指文本，势必会思考有关写作能力与方法的问题。“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主要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博而能一”和“杼轴献功”则是构思活动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具体而言，“博而能一”是方向，是作用；“杼轴献功”是过程，是途径。它们都属于文学构思中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虚静”说则属于文学构思中灵感与艺术想象层面的问题。 学界对“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一句文字有不同的解读，这会影响我们对该问题的整体理解，故于此略加申述。讨论“神与物游”，却突然提出“辞令”问题，本身就令人感到颇为费解。很多学者在解释这句文字的时候就含混地一笔带过了。刘永济认为“神与物游”一段文字是讲“作者内心与外境交融而后文生之理”，其中论道：“‘物沿耳目’，与神会而后成兴象……辞令巧妙，则兴象昭晰。”(14)他认为物与心交融而成兴象，兴象则借助辞令而成文，基本上是把“辞令”理解为语言表达的问题。周勋初解释这段文字说：“客观的物则通过感觉器官而触动心神，然后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论志气的四句指反映过程而言，论辞令的四句指表达过程而言。”(15)这是明确地将其界定为语言表达问题。郭绍虞等则有不同的看法：“这二句谓作者通过耳目感官接触物象进行思维，须以言词为媒介。”(16)训“辞令”为“言词”，以之为思维的媒介。在此问题上王元化有相同的看法：“‘辞令’指语言或语词。想象活动以语言作为媒介或手段。没有赤裸裸的思想，各种思想活动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17)大体来看，刘永济、周勋初持一种观点，认为“辞令”是语言表达的问题；郭绍虞、王元化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辞令”是思维或思想的媒介。关于“辞令”不同的解读会导致对“神与物游”理解的差异。前者将语言表达问题作为文学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则倾向于把文学构思等同于艺术想象。理论上讲，思想或思维要以语言为媒介，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神思》篇的具体论述中，这种理解却是比较牵强的。首先，从文本层次来看，“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与“是以陶均文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一目了然的。假如“辞令”只是思想的媒介或工具，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讨论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问题。其次，“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显然是讲文章的运思与写作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然后”二字，紧承“是以陶均文思”数句而来；而“是以”二字，又是承“神居胸臆”数句而来。这两个连词的使用，揭示了三者之间“问题—方法—结果”的逻辑关系。以此倒推，同样可以说明“辞令管其枢机”讲的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再次，“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是整一大段的总结文字，明确地表明这种构思活动具有布局谋篇的内容与性质。我们显然不应该脱离严密的论述体系，孤立地揣度、判断个别词句的含义。在这里，“辞令”只能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不是指思维的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