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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训释 诸家对“杼轴献功”的阐释，大都是建立在对“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然而，关于这两句文字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排除理解上的干扰，我们有必要先把这两句文字的确切内涵解释清楚。 关于这两句文字，黄侃的解释是这样的：“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④是说通过修饰、润色令“拙辞”与“庸事”生发出“巧义”和“新意”。这里有两点疑问：第一，“于”字是表被动，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究竟是“拙辞”孕育“巧义”、“庸事”萌生“新意”，还是“拙辞”孕育在“巧义”内、“庸事”萌生于“新意”中? 第二，“修饰”、“润色”义从何出?刘永济继承黄侃的观点，索性把原文转换为“孕巧义于拙辞”、“萌新意于庸事”。⑤王元化不同意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认为：“使‘庸事’可以萌‘新意’，使‘拙辞’可以孕‘巧义’，不是用修饰润色所能收功奏效的，它必须通过想象活动所起的作用。”⑥虽然他不认同“修饰润色”说，却同样是以“拙辞”、“庸事”作为创作过程中有待改造的对象，以“巧义”、“新意”作为最终的结果或目标。 事实上，他们的解读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如文本所示，“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紧承“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此一“若”字断不可轻易放过。在此，“若”是连词，表假设，是如果、假如的意思。则“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必然是“情数诡杂，体变迁贸”的结果。而“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显然是否定性的描述，那么“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也必然不能是积极性的效果。因此，无论是“修饰润色”，还是“想象活动”；无论“于”字表示被动，还是用作铺垫，倘若以“巧义”或“新意”作为这句文字的落脚点，一定是不对的。很显然，“情数诡杂，体变迁贸”的后果只能是“拙辞”或“庸事”，绝不能是“巧义”或“新意”。换言之，“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一定不能理解为使“拙辞”、“庸事”生发出“巧义”、“新意”，而应该是“拙辞”、“庸事”从“巧义”、“新意”中生成。当然，“拙辞”、“庸事”是果，“巧义”、“新意”却不是因，“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才是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训解这段文字：如果情理杂乱，体要不明，那么即使有奇思妙想，恐怕也只能出之以拙陋的言辞和平庸的典故。 “若情数诡杂……庸事或萌于新意”虽是正面论述，却是反着说，意思是如果不重视构思，即便有新奇的想法，也写不出好的文章。“视布于麻……焕然乃珍”是比喻性的说法，却是正着说，即若有精心的组织与安排，便能写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两段文字相对成文，均是强调构思、经营的重要性，而非言辞的“修饰”与“润色”问题。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出相对应的本体与喻体的话，那么“麻”的本体就是含有“巧义”与“新意”的创作素材；“布”的本体则是与“拙辞”及“庸事”相对立的、言辞精致且立意新颖的文章；“杼轴”的本体，泛泛地讲，即是作家的构思活动。 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前一段文字讲因缺少构思之功而形成“拙辞”和“庸事”，为何后一段文字不可以理解为以比喻的方式讨论对“拙辞”和“庸事”的修饰或润色呢?这同样是不合逻辑的。既然“拙辞”、“庸事”是构思不力所致，那么即便讨论文章的修改问题，也要从构思入手，而非“修饰”、“润色”语言文字。况且，《神思》篇通篇都是在讨论构思阶段的问题，并不涉及修改阶段，这段比喻性的文字自然也不会突如其来地讨论文辞的修改问题。因此，凡是以修改为前提的解说，如“修饰润色”说、“艺术再加工”说等，都不符合文本的原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