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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秋》视域：季札论《诗》与大、小《雅》的对调 《诗序》上源于孔子、子夏之学，由此观察子夏时代《诗》之编次，似与汉初四家在整体结构上有重大差异。此种判断，基于对《左传》所保留吴公子季札赴鲁观周乐之材料。表面上看，这则材料保留了另外一个与今本大体相同的次序，但细细推敲，恐是不然。 鲁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载季札赴鲁观周乐之事，并着重录其论《诗》之语。治《诗》者将其作为孔子之前《诗》已初步编成的证据，以此否定《太史公书》孔子删诗之说。而治《左传》者，则往往从季札之语，推断此章的写作年代，由此作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预言材料之一。《左传》年代研究诸发现说明，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孔子之前《诗》文本编纂的证据，因为此段论述虽出季札之口，且载录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却未必是当时材料，亦未必为实录，而很可能是后人补述。故只能粗略地将其定为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的材料。 不管季札观乐的故事是虚拟抑或实录，季札所观必非全乐，今本《毛诗》三百一十一首，必非一时一日所能尽，故鲁乐工当择其要者而歌之，所选或为每一部分的首篇。即非如此，亦当为每部分之代表诗篇。因此，季札进行评论，当据某一篇或某数篇而言。而其评论范围，却当为每一部分的整帙整卷。原因在于，季札论乐并非就乐论乐，而是一种外交辞令(或拟外交辞令)，此段对话的目的，在于显示季札的知识修养。故季札所论，必为每一部分诗篇的主旨或大概，其内容也是当时贵族阶层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此段记录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公元前六世纪)，也可能是战国早期的(公元前五世纪)，时代难以准确判断。然《左传》之主体材料形成于战国初，且多据鲁国史料，因此，即便此段文字写定于战国初年，其主体材料还是可以反映春秋末年的编《诗》情况，尤其是与列国无关的《雅》、《颂》及古乐材料。唯其列国赞辞，如《魏风》之赞辞，则恐有后人润色。 季札论乐与《诗》文本之关系，最可注意者为《小雅》、《大雅》。季札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此其对《小雅》之评价。又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此其对《大雅》之评价。若鲁工所歌为今本大、小《雅》之首篇，则当为《鹿鸣》和《文王》，后者符合季札对《大雅》之评价，但前者不符。(32)若两句评价是分别针对《小雅》、《大雅》，则均不符合。原因何在?据《毛诗序》及郑玄《毛诗谱》，《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为颂美之诗，乃文王、武王时期之作品，其气质、语辞亦颇相符。而《六月》之后，则为宣王、幽王时期作品，所谓“变小雅”，才是蕴含“周德之衰”的作品。《大雅》《文王》至《卷阿》，确在彰显“文王之德”，但《民劳》之后，主要为怨刺幽、厉之作。当然，二编之中，尚有颂美宣王之作，属于“变雅”。总之，今本《小雅》不全是忧思“周德之衰”，而《大雅》亦非全为颂美“文王之德”。 若鲁工仅歌一首，而季札仅评一首，则彼时《小雅》与今本《小雅》编次不同。此种可能相对较低。若鲁工歌一首，而季札评全编，则彼时《小雅》、《大雅》与今本编次皆不同。此种可能性较高。若季札确就全编立论，则当时《大雅》主要载录周初作品，而《小雅》载录厉王之后作品。《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计十六首，《大雅》《民劳》至《召旻》为十三首，二者相当。以季札对二《雅》的评价推测，前者十六首在春秋战国之际似不属《小雅》而属《大雅》，而后者十三首似不属《大雅》而属《小雅》。 据此，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之时，《诗》文本或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版本与今本编次不同。这个本子中的《大雅》全部是周初作品，而《小雅》则全部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季札论《诗》编入《左传》，可知此本为当日通行之本或重要传本。 据季札评语推测，相较春秋战国之际的《诗》文本，今本有两处重要的变化：其一，《豳风》移于《国风》之末，介于《风》、《雅》之间，此为可确证之事；其二，古本《大雅》十六篇，今本移至《小雅》，作为《小雅》的起始部分；古本《小雅》十三篇，今本移至《大雅》，作为《大雅》的后半部分。至于原本《大雅》和《小雅》的诗次，则不可推知。譬如，今本《大雅》之“变雅”部分包括厉王、宣王、幽王三王之诗，若径将今本《大雅》后半部分移至《小雅》《菁菁者莪》和《六月》之间，则《瞻卬》、《召旻》两首幽王诗在《六月》等十四首宣王诗之前，诗的时代次序是错乱的，因此大、小《雅》对调之前，二《雅》的文本次序未知，其对调诗篇的截取不可能是“切块”式的，而是有所挑拣。 当然，上述判断乃基于《大雅》、《小雅》的以时代为序的编纂思路而言，并不排除部分诗篇本不按时代顺序编入的“错乱”。今本《小雅》之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诗，亦未必真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之诗也，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这四首前后相次的诗篇，均咏及农事相关活动，与《七月》所述密切相关，《诗序》定为幽王诗颇为牵强，此足见今本《大雅》、《小雅》虽然大体按时代编纂，但内中亦有错乱之次也。然就整体而言，《大雅》、《小雅》卷内的诗次还是以时代顺序为主，故部分的“乱篇”并不影响基于整体编纂思想而来的论断。 以《豳风》作为《国风》之末，将其置于《风》、《雅》之间，这种变化实有深意。《毛诗正义》引《郑志》曰： 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专之。”(33) 《诗序》云《风》言一国之事，《雅》言天下之事，故《风》系诸侯，《雅》维天子。周公之于西周，地位之重，实高于诸侯，鲁国独有天子礼乐，亦其证也。然周公毕竟不是天子，诗系于周公，则不能为《雅》。故以周公之诗与《七月》合编，“使周公专为一国，故并为《豳风》”。《正义》曰：“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于是周公为优矣。次之《风》后《雅》前者，言周公德高于诸侯，事同于王政。处诸国之后，不与诸国为伦；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为《雅》，使周公专有此著也。”此种安排正是《春秋》学之演绎。 《大雅》与《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则更具《春秋》学之色彩。二者互换的结果是大、小《雅》均兼有西周初和西周末之诗，即兼王道之兴与王道之衰，颂美与怨刺并存，形成完整的美刺体系。这种对称式结构的编排，也见于二《南》。《诗序》述《周南》、《召南》二卷主旨，即遵循了“对称性思维”。《周南》中《麟趾》是《关雎》之应，而《召南》中《驺虞》是《鹊巢》之应；二《南》皆始于“鸟”而终于“兽”。这种对称性思维不仅凸显出《毛诗》诠解体系的“人为的完美”，更提示我们，这种理论的内在结构至少经过一次后期的“整体统合”。因此，整体来看，二《雅》的互换、二《南》对称结构的出现、《豳风》位置的移动，均体现了一种《春秋》学的思维，三种变动应同时完成，而其时限，当在春秋末战国初之后不久。此种变动应在《春秋》学兴起之后，故非孔子所为。联系季札论诗之时，此种改动尚未出现，故二《雅》对调，应当是子夏之后的事了。然其完成，必在孟子之前。《诗序》体现的正是这种改动过的编次，以及其中的历史理论。因此原始《诗序》的出现，应在古本《诗》的篇次变动之时。其中虽有周太师、鲁太师奏乐之古义，但整体结构体现的是一种《春秋》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