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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学的自我建构：《诗》与《春秋》意义关联的形成 紧跟着的问题是，西汉初年的《诗》的编纂次序是如何形成的?因外围文献无足征引，只能从《毛诗序》的叙述中窥其仿佛了。《毛诗序》之所以成为辨析汉初《诗》之编次的关键文献，乃因《毛诗》、《毛诗序》、三家《诗》所显示的诗次虽小有差异，但是它们总体上还是属于同一种编纂体系。毕竟除了《小雅》数首外，它们有着共同的文本顺序。三家《诗》对每首诗旨的解释，与《毛诗序》相比，亦相异者寡，而相同或相近者众。可以说，西汉初年诸家《诗》学，有着共同的战国《诗》学上源，属于同一种解释体系，只因流传中的变化而微有歧异。它们应当有大体相近的编纂意旨，但三家《诗》或残缺或散佚，只能从《毛诗序》窥其大概。据《毛诗序》以讨论四家编纂义理之整体概貌，相对于三家《诗》学，虽然可能有偏差或讹误，但整体上应无大错。 那么，我们能从《毛诗序》中看出什么义理呢?就其大者而言，《诗序》之整体思想与《春秋》非常相似。是《诗序》影响了《春秋》，或是《春秋》影响了《诗》的解释体系，抑或二者是共生关系呢? 孔子论《诗》并无《春秋》之义。虽然《诗》中不乏颂美与怨刺之作，其古义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的引述亦隐约可见，且多同于《毛诗》之说，然而，将三百零五篇视为一个与周王朝兴衰相关的整体文本，并从中解读出历史大义，在孔子论《诗》，以及其所论礼乐遗文中，却难窥痕迹。《论语》载孔子论《诗》实与士人日常伦理言行及其政治事功相关，总体上归于礼、乐之域，《泰伯》篇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者，是也。 综观《论语》、《礼记》之孔子(或托名于孔子)言论的记载，其引《诗》论《诗》，罕见《春秋》大义。上海博物馆所藏《孔子诗论》，亦仅就《诗》文本之义而言。故战国早期之前文本所记孔子论《诗》，几乎不见历史大局的视野，也没有美刺兴衰的《春秋》之义。 至迟于孟子之时代，《诗》与《春秋》开始建立了独特关联，两个文本之间被赋予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孟子·离娄下》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9)《淮南子·泛论》篇亦曰：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30) 《孟子》与《淮南子》所论主旨基本相同，孟子谓《诗》乃王者之迹，而《淮南子》则将《诗》之作归之于“王道缺”，实则亦王道之迹也，只不过是“王道”衰败之迹。以上论述所表达的与《诗序》基本思想基本相同，即以美刺正得失，故有“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之论。由此可知，《诗序》与孟子所谓“王者之迹”属一脉相承之说。 《孟子》中的论说实非突出《诗》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为《春秋》的合法性寻找传统资源。孟子眼中的《诗》，虽具备美刺兴衰的意味，但孟子所言，其特别强调的却是《春秋》之意义，即其“王者之事”的重量。如前所述，孔子时代并无关于《诗》的历史意义的整体性理解，可以推断，孟子时代《诗》的意旨，是在《春秋》大义被充分阐发的背景下出现的，属于《春秋》学发展的结果。《诗》被赋予的意义，成为了《春秋》的前统，并使得《春秋》意义的合法性有了更长久的依托。因此，《诗》被描述成为周王道之迹，此种解释意图，体现了《春秋》学为自我建构传统的用心。 以今本《诗序》观诗，会发现《诗》以歌咏的方式，完美地呈现了周王朝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所谓“正风”、“正雅”以及《周颂》，无论其经文还是《小序》，向我们展开的是周初武王、成王时期的礼乐制作与演行。此中所见，正是周承天之命，奄有四海的王道与大德。而“变雅”，则是幽厉之后，周德既衰的怨刺之诗。“变风”则主要是东周初年王城、诸侯乱季之作品。(31)此虽《诗序》之说，实则暗含编诗之旨。此种编诗意与《春秋》之笔意正相应和。 由此，《诗序》总体上遵循着《春秋》的维度，以孔子《春秋》所秉持的历史哲学来解《诗》。虽然其中多有古义，但将三百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营造的《诗序》，所用的绝非周、鲁太师之义，而是源出孔子、子夏之学。就大局而言，毛公自道远承子夏之学，则不吾欺也。故可下一推论，《诗序》乃是《春秋》学影响下的产物。因此，齐、鲁、韩、毛四家《诗》所继承的战国《诗》，其整体结构的完成，应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当为七十子之徒发挥《春秋》精神以治《诗》的结果。联系孔门学术之发展，谓子夏或其后学所为，似为允当。 (责任编辑：admin) |